去路山川嗟我远，旧时风月为谁清。
一廛受地今难继，三径怀归久欲耕。
何日山林有茅屋，百年无复问功名。
去路山川嗟我远，旧时风月为谁清。
一廛受地今难继，三径怀归久欲耕。
何日山林有茅屋，百年无复问功名。
此词写闺中相思之情。词上片开首即用“百花桥”典，以元彻、柳实离开后，“便独处清宵”为喻，别开生面。女主人公因为与情郎分别，在寂寞无奈中日日夜夜思念情郎、消磨时光。“凤衾鸳枕”二句写女主人公独守空闺，又加以反问语，其情之切由此可见一斑。“纵有”三句作先退一步想而后又进一层，写女主人公与情郎纵然“恩爱”，但就像“馀香”一般，开始能够留于衣物之上，时间一久，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虽抒相思，而相思之中又含声声哀怨，尽被词人以活脱脱的女子之口写出，逼真生动。
下片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恐伊”二句为执着语，也是痴情语，与武则天《如意娘》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日渐憔悴，却又害怕情郎“不信芳容改”，于是决定“将憔悴、写霜绡”。可是如果细细品来，这“不信”又似女主人公谴责情郎的薄情寡信之语。“更凭锦字”二句呼应下片开头一句，写女主人公寄书信于情郎，希望能够凭借书信，述说自己的“情憀”。最后三句：“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化用李商隐《代赠二首》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以喻结情，形象生动，极有韵味。
这是一首描写一位佳丽与情郎在百花桥离别后，便日夜独守空房思念郎君的无尽愁绪的词。这不是一般的“怨妇”词，它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折射了柳永的爱情世界。
这是一首悼亡词。上阕首三句，词人引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的典故，写自己在梦中与亡妻相会时忽然醒来，似真似幻，有种恍惚的错觉。接着，“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怅，空掩蝉纱”四句，词人回看房中妻子lEt日之物，睹物思人，感慨物是人非，不觉黯然神伤。 “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三句，词人发出深切的悲叹，但爱妻既已死别，纵使词人悲恸欲绝，高呼“归来也”，也无法唤回爱妻芳魂，星前月底，梨花树下，只有词人独自伫立惘然。
下阕首三句，词人抒写了在爱妻逝去后，自己奉父母之命续娶官氏的感受。纳兰心念亡妻，虽续弦，却与官氏不甚和睦，所以更加追思已逝的爱妻。 “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四句，词情凄绝，如泣如诉，仿佛词人将满心悲戚之感和盘托出。再想起当年爱妻念书读错了字，被自己指出后就赌气泼茶，以及晚上亲手修剪灯芯的情状，那份亲昵、爱恋再也掩藏不住。但纵使情深似海，如今爱人逝去已成定局，词人无力回天，往事也已成空，即使帐中有一佳人，但此佳人也并不似亡妻，词人也就再无可以爱恋的人了。
全词情味极佳，词人将自己绵密、深沉、复杂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丝丝入扣，婉转低回，真挚感人，读来荡气回肠。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