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秋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秋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秋“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秋。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此诗描写了初春的山景水色，表现游子淡淡的思乡之情。一句写水，初春气暖，冰融水流，河床空旷宽阔了，是横写。二句写山，青山苍翠，一片碧绿，是纵写。前两句诗描写“江旷”、“山长”之景，雄浑阔大，气象万千，为诗歌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后两句诗突出“他乡”二字，在天长地阔的春光中，诗人独自一人在异地他乡面对，此情此景类似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三、四句进一步写远望，特意点出“他乡”，后边才有了驿道“长亭”以及柳和花。春天往往是家人思念外出之人的时节，也是游子思乡的最甚时节，何况又在早晨。诗写得含蓄美妙，情景交融。此诗与杜甫的另外一首诗相似：“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杜甫漂泊他乡，望着眼前迷人的春景，思乡之情越发强烈，不禁发出春将归去，而人无归期的感叹。同样的感慨也出现在王勃的诗中，不同的是王勃比较含蓄，他只是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春潮、青岫、花树、边亭，但身在他乡的羁客面对此景时的慨叹，表现十分明显。因此杜甫的感叹也是王勃诗中的潜台词。
这首小诗没有细致的动态描写，诗人只是纵目远望，以描写远景的方式描写春光。诗浑厚开阔的气势，充满着淡淡的乡愁。此诗作者表现手法高明，诗人野望，首先看见江湖，青岫，但这不是野望的最终目的，因而诗人就登高极目瞭望，望见的只有“花树映边亭”。诗人并没有直接提到思乡，只是描写了一望再望，可是思乡已从一望再望的字里行间里反映出来了。
这首小令写的是赏看大都西山，文法曲折多致，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冷云间”三字起笔一总，营造了特殊条件下的西山景观。这一起语颇可借用《红楼梦》对凤姐“一夜北风紧”开笔的评价：“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冷云”是阴云、浓云、令人心情沉重之云，写西山先写此云，便点现了出师不利的第一感。先以“冷云”占据画面，第二句的“夕阳”、“楼外”、“数峰闲”，就有依次破云而出的动感，弥漫着一种清冷寂寞的气氛，暗示了作者登楼远眺的孤独。虽则“数峰”露现于冷云之间，却不肯将庐山真面轻易示人，三、四两句，就在文气上推出了这一波折。这两句是倒装，“髻”、“鬟”均以美人的发式喻山，辛弃疾《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已有成例。曲中是“雨髻烟鬟”，这就补充了“冷云”的来历，原来此时正值雨霁，夕阳固然露了脸，但云层之上的西山峰头依然缠结着雨意。“雨髻烟鬟”，将西山的巍伟及山顶云罩雾绕的朦胧景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将“数峰”的朦胧，说成是“等闲不许俗人看”，为西山占重身份，也表现出自己是它的知音。所以他在西风中倚遍栏杆，执著等待，并不为眼前的遗憾景象而长叹。果然峰回路转，不多时暮霭吹散，掀去了雨雾的面纱。文笔至此也豁然开朗，“西山看我，我看西山”，令人想起前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快意境界。
这首小令以看山的经历为表，寓寄了诗人对人生的观照与信念。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曲中的喻示中发现和领会。“冷云”代表了精神追求中的阻碍与迷障，但只要与理想信念心心相印，执著不渝，终究乌云遮不住太阳。西山“等闲不许俗人看”，而最终却与作者契合交融，“西山看我，我看西山”，其间诗人以脱俗孤高自许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顺便一说，〔殿前欢〕末二句的颠倒语序、分说合观，并非作者的首创，阿里西瑛的“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贯云石的“功名戏我，我戏功名”，乔吉的“人多笑我，我笑人多”，张可久的“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先例。而本曲中的“西山看我，我看西山”，物我交融，兴寄高远，可说是散曲创作继承发展中青出于蓝的例子。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