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
这是《采桑子》第十首,与前九首仁要写景物、叙游赏不同,这一首主要是抒情,而且抒发的感情已不限于“西湖”它既像是颖州西湖组词的抒情总结,又蕴含着更大范围的人生感慨。
词的开头两句,就是追述往年知颍州的这段经历。这里特意将“拥朱轮”知颍州和“爱西湖”联系起来,是为了突出自己对西湖的爱早有渊源,故老而弥笃;也是为了表现自己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夙志。
“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突然从过去“来拥朱轮”一下子拉回到眼前。这二十来年中,他从被贬谪外郡到重新起用、历任要职(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高级军政、行政职务),到再度受黜,最后退居颍州,不但个人在政治上屡经升沉,而且整个政局也有很大变化,因此他不免深感功名富贵正如浮云变幻,既难长久,也不必看重了。“富贵浮云”用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语,这里兼含变幻不常与视同身外之物两层意思。从“ 来拥朱轮”到“俯仰流年二十春”,时间跨度很大,中间种种,都只用“富贵浮云”一语带过,许多难以明言也难以尽言之意尽在其中了。
“归来恰似辽东鹤。”过片点明视富贵如浮云以后的“归来”,与上片起首“来拥朱轮”恰成对照。“辽东鹤”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传说,事见《搜神后记》。
“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这三句紧承上句,一气直下,尽情抒发世事沧桑之感。这里活用典故,改成“城郭人民,触目皆新”与刘禹锡贬外郡二十余年后再至长安时诗句“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用意相同,以突出世情变化,从而逼出末句“谁识当年旧主人”。欧阳修自己,是把颍州当作第二故乡的。但人事多变,包括退居颍州后“谁识当年旧主人”的情景,又不免使他产生一种怅惘与悲凉之感。
此词以清新质朴、自然流畅的诗化语言和清疏隽朗的风格,抒写了词人二十年前知颍州及归颍州而引发的人生感慨。但这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中,却几乎是绝响。因为欧阳修的这首词,可以说是完全诗化了。特别是下片,运用故典。化用成语,一气蝉联,略无停顿,完全是清新朴素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这种清i疏隽朗的风格、对后来的苏词有明显影响。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