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交代节令、天气、环境，渲染赛前热闹的气氛。
第五、六句写州郡长官前去观看竞渡。第七、八句用“罗衣”、“银钗”借代观看竞渡的女士，从味觉、视觉两方面形容观看比赛的人多。
第九至第十八句描绘第一次竞渡的情景，所用比喻特别多，例如以：飞万剑：形容棹影上下翻飞的快捷，以“鼓声劈浪鸣千雷”比喻鼓声既响又急，以“目如瞬”形容龙目的生动，以“霹雳惊”形容坡上观众喊声突发、惊天动地，以“虹霓晕”形容锦标五彩缤纷，令人五花缭乱。
第十九、二十句“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从参赛者和观赛者两个角度写竞渡双方的情绪，“两岸十舟五来往”写双方十艘船又比赛了五次，使竞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第二十三句“须臾戏罢各东西”中的“各东西”意思是塞外以后各自分开，第二十四句“竞脱文身请书上”的意思是刚赛完，输方不服，双方又脱了上衣，露出刺花的身体，请求再决雌雄。
最后四句是作者观看竞渡后的感慨，由竞渡者的互不相让联想到执政者的朋党之争。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首联切合题目，写友人的形象和送别的地点。友人年事已高，满头如雪的白发，是一位皤然老叟。友人归去，取道水路，送行的地点是在浙江边，这两句各自构成一幅简单的画面，迎风飘拂的白发和烟水迷离的江面互相映衬，显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颔联作为首联的补充，点明送别的时节和情景，暮春时节，群芳凋零。花落花飞，红消香断，诗人本已感慨丛生，更何况在此落花时节，友人要千里归去。与友人就此握别，何日重逢，能否再见，均未可卜，此情此景，令人黯然神伤。只有这临别的一杯酒，也许能略壮行色，并可将恼人的离愁别绪冲淡些。对句即从眼前实景推开一层，虚写抒情，是劝慰朋友，也聊以自慰，不要为别离过分感伤，虽相隔千里。也可以共享皎洁的月光。语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意。一二两联多系实写，故颈联纯从虚处着笔，避免了文情的板滞。这一联以两个精整的对句，写友人、也是自己的抱负和志趣。诗人送别的友人是谁，这位友人的性格节操以及千里归去的缘由，一二联均阚而未提，但从作者送别的深情厚谊，隐然可见这位朋友的高尚人格。这两句便点明友人此行是归隐山林，因而可以推测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当在宋亡以后。上句以《庄子》中背负青天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来比友人放情江海作逍遥游。下句以山林麋鹿喻友人的疏野之性。两句既是赞友人，也是自喻。但是郑思肖系心家国，就在元兵已南下，南宋王朝濒临绝境之际，还以极大的义愤，叩阍上书太后、幼主（恭宗），激昂慷慨。所以他与友人此时的离世高蹈，决不是性喜山林，而是表现了决不向新朝俯首的气节。
尾联勒回，关合“送别”，在友人的归帆渐远渐隐之际，回眸凝望，只有烟雾萦绕的林木，昏黑幽暗，深不可测。“冥冥烟树深”，是写景，也暗示作者在易代之际心情的沉重和迷乱。这是诗中写景之句，富于象征性。它深化了诗的意境，余音不尽，具唱叹之致。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