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借富贵人家的女人歌舞彻夜不归，来反衬蚕妇生活之辛苦。杜鹃啼叫到还只是四更天的时候，蚕妇不得不起来察视养的蚕是否吃的桑叶稀少了，以免影响到蚕茧的产量。蚕妇日以继夜辛苦地劳作，对她来说，那些“玉人”夜深达旦地歌舞供贵人娱乐，直到楼头明月已经西沉，挂在柳梢枝头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首诗用以表达蚕妇之辛苦，将玉人和蚕妇置于同一时间内，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评论亦认为和歌女对比起不到辛辣讽刺之效果，玉人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亦为身不由己。
同样写蚕妇，北宋张俞的写法更为一针见血：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矛头堪称“稳、准、狠”，直接对准不劳而获之人，因而也流传更广。
这是一首咏物诗，既不同于咏花赏鸟的消闲之作，又有别于一般咏物寄情的诗，它本是一首含有深邃理趣的哲理诗。诗中通过对画眉鸟自由生活的赞美，抒发了诗人贬官外任后的忧郁情怀。表现了诗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生活的热切愿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束缚个性、压抑人才的种种拘系与禁锢的强烈憎恶和否定。
欧阳修的《画眉鸟》，前两句写景：画眉鸟千啼百啭，一高一低舞姿翩翩，使得嫣红姹紫的山花更是赏心悦目。后两句抒情：看到那些关在笼里的鸟儿，真羡慕飞啭在林间的画眉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里也要了解的是，作者欧阳修此时因在朝中受到排挤而被贬到滁州，写作此诗的心情也就可知了。
最后，对比鲜明，反差强烈。前二句，通过声音与色彩的对比，描绘出山林中一种自由无拘、生机勃勃的景象：画眉鸟自由自在，鸣声婉转动人，其生存环境又是那样美好。作者这种写法的真正用意，在于和后二句构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二句又通过“金笼”与“林间”的对比，说明了“锁向金笼听”远远不如“林间自在啼”的歌声优美，其原因就在它受到拘禁，失掉了自由。这样，“锁向金笼”四个字，与前二句描写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人由此抒发了深长的感慨，呼唤自由，歌唱自由，追求自由，使自由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对照分明，反差强烈，有利于突出诗歌的主旨。
这首诗情景结合，寓意深远，反映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