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是以周穆王周游天下的神话传说比喻唐玄宗的奔蜀。这一联实际上是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后，唐玄宗逃奔西蜀，在经过马嵬驿时，车驾作了短暂的停驻。而车驾停驻的原因是发生了“马嵬之变”。
颔联承接上联之脉络，叙述了“马嵬之变”的直接后果：贵妃已死，犹如青烟消逝，纵有返魂树也不能使她还魂回生；如今“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贵妃的鲜血化成的这一片茂密的青草似乎在诉说着她的怨恨。《十洲记》载：“聚窟洲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花发香闻数百里，名返魂树。死者在地，闻香即活。”又《庄子》：“苌弘死，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这里化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贵妃在马嵬驿的永逝。诗人省去了马嵬兵变时六军驻马，贵妃与玄宗生离死别的历史情节，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深寓同情地描写了贵妃的悲剧结局。
作为马嵬事变的直接受害者，杨贵妃已经死不复生。而颈联形象地描写了曾经同贵妃订立“愿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的唐玄宗在事变之后过着的生活状况。《新唐书·宦者传》载，收复长安后，肃宗不要玄宗再过问天下大事，由宦官李辅国胁迫太上皇（玄宗）从兴庆宫迁到西宫中。这一联概括地叙述了唐玄宗在经历了一场动乱之后，回到长安，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钟声依旧的悲切情景，饱含着他对亡妃的无限思念之情以及他所度过的孤独、寂寞、凄苦的生活。上下句之间的两个关联词“却”“还”用得极妙。“香辇却归”道出了马嵬事变中玄宗与贵妃一生一死的不同命运；“晓钟还下”写出了钟声依旧人已非的无奈之情。
死者不可复生，生者长恨不已。陈鸿《长恨歌传》说，贵妃死后，玄宗思不能已，命方士寻找贵妃魂魄，方士谎称在海外蓬莱仙山找到了贵妃，并带回金钗钿合作为信物。诗人在尾联却对这一传说提出了质疑：一个命归九泉，一个残生人间，纵作甘泉宫也不可能招致亡灵再相见了，即使是文成将军也难以被封侯。《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的宠姬王夫人卒，齐人少翁以方术在夜间招引王夫人，使武帝在帷幔中望见。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相待。并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置祭具以招天神。过一年多，少翁的方术渐渐失灵，神不至。于是诛文成将军。这里诗人化用典故，说明了这场悲剧的无可挽回，暗示了玄宗的无尽悲哀与怀念。但是就《长恨歌传》的传说而言，对玄宗重蹈武帝的荒诞，命方士寻找贵妃亡灵的愚蠢作法，诗人不无讥讽之意。
全篇以叙事为主，在描述之中兼有抒情和议论。中间二联杨贵妃、唐玄宗交替描写，在工整的对偶中间以虚字的抑扬，使得率直的叙述变得婉转而流动。全诗通篇用典故，借前朝故事来叙述，别具咏史诗之一格。
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人们登临赤壁，无一例外地会缅想起这段往事。这场大战是由东吴周瑜指挥而击败曹操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还是在赞美周郎。到了元代，民间的三国故事流行，诸葛亮在大战中的神机妙算和丰功伟绩于是深入人心。
这支散曲便以诸葛亮为代表对象。作品的上片，从诸葛亮梁阳躬耕的出处说起，只在第三句凭着“笑谈间”三字，隐隐点出了赤壁大战的影子。“笑谈间汉鼎三分”，简短的一句便概括了诸葛亮建功立业的从容和游刃有余的才干。然而，第四句又滑回“梁阳烟雨”，可见诗人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是进入了人生思索的更深层次。在诗人看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惨重代价的，使他再不能重回隐居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当了。“赚出”二字，用语偏激，言下有无穷的惋惜之意。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法，显示了诗人心绪的联翩与感慨的深沉。
〔幺〕篇用一个“叹”字领起，揭开了诗人的感情世界。原来，他是在吊古，更是在伤今。以伤今的眼光吊古，怎能不为古人叹惋。扑面来阵阵的西风，眼前是滔滔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豪杰安在。只不过在渔夫樵子的闲谈中传说着罢了。结局如此，那么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好呢。这四句又只有“大江东去”四字同“赤壁怀古”隐隐关联，其余皆是脱羁的思绪。但前片着眼于历史，〔幺〕篇着眼于现况；前片的首句是诸葛亮的出处，〔幺〕篇的末句则是他的“了处”。前后既对比，又呼应，合在一起，便是借怀古以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这一支曲子缅怀诸葛亮，两者的宣泄方式不同，从“怀古”拉回到现实人生的径路却是一致的。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