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轻阴池馆水平桥，一番弄雨花梢”，勾勒出“池馆”的气象景物：天色微阴，春雨绵绵，池塘水涨，已与桥平，细雨又把杏花浸洗一番。这二句似乎实写南园桥边雨中杏花，却分明是虚写风雨摧残中的柳如是，以实写虚，从而得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紧接着二句“微寒着处不胜娇，此际魂销”，描绘了一幅杏花娇弱，好象承受不住春寒风雨的景象，这让伤名的诗人黯然销魂。
上片一反诗词中用杏花装点热闹繁荣场面的惯常手法，用重笔描写它在春寒冷雨之中的“不胜娇”。在作者渲染的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情景中，作为虚影叠印的柳如是，则已绰约其中了。
下片则借杏花的“零乱’’写柳如是的飘零身世，以抒发一己的“无那”心绪。
“忆昔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玉颜寂寞淡红飘。”一个“忆”字，引出城门外长堤边这一派红颜憔悴、玉蕊凋零的残败景象。几句中三次写花，三次写法各不同：一曰“粉香”；二曰“玉颜”；三曰“淡红”。从“味”、“形”、“色”描绘之，美的确美矣。只可惜红颜薄命，生不逢地，只能用“寂寞”打发日子。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中所咏的，是春雨微寒中的杏花。但吟味再三，雨中花间，总依稀晃动着一位佳人的倩影：她就是江南名妓柳如是。词人笔下的“雨中杏花”，就是他心中的情人柳如是：当年的卖笑生涯，留下了“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的记忆；如今，与词人同居，承受种种欢爱，却也遭遇无边的压力，仿佛“奔雨花梢”，“微寒著处不胜娇”。她以“寂寞”抗争，在无声中忍受巨大的精神摧残，任凭“玉颜”“淡红飘”，让青春年华流逝。词人对柳氏的遭际黯然“魂销”，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徒唤“无那”。
本篇反映了春秋时代对于民和神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进步主张：民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对民有利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祭祀神祇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先是忠民信神并提，然后深入论述应该以民为主，神为附。在谈到神的地方都是从民着眼，所以说服力很强，能使“随侯惧而修政”。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的小令，分上下两阕，共四句。每句都有一个直指或暗示时间的词，建立了这首词时间流动的架构：黄昏——前夜——后夜——清晨，在这段时间内，空间相应变换，景物和人物感情相应变换等，浓浓的离情别绪经过逐步变换，最后化为一片清澄，为这首小令的特色。
首句写景，观景的眼界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以“落日”起笔，既点明黄昏的时间，又烘托气氛，重点落在“楼船”，点出别离主题。后句紧接前句，“澄江”照应“船”，“稳过”照应“楼”，“一片天”照应“落日”，过渡和呼应极为妥贴、平稳。“一片天”既可是落日之实在背景，又可是江天，落日映照水中，波光粼粼，则上下相映，已成一体。“稳过”的“稳”建立了“楼船”和“江天”的关系，也流露了作者对待离别的情绪基调，则由“落日”和“江天”所构成的一片美景不会因人物的情绪波动而破坏。
次句由景及情，点出别离的主角——使君和客。在两方的情意之间，重点在使君的“留”，“依然”使时间向过去延伸，则又交织入使君和客许多言辞之外的因缘，也就是“留意”之所以值得“珍重”。所留之意虽依然，但已不得不别，“一川”即前句的“澄江一片天”，而“别”接应“稳过”，空间距离已悄悄推开，时间也悄悄转换，“落日”转成了“风天”，时间已由黄昏过渡到前夜。
转入下阕，着眼点由使君转为客。上阕的“留意”经“别”的过渡转为“离绪”，留别至别离，视角已转。以夜半的子时划界，夜可分前后，则“风天”当“前夜”，“永夜清霜”当后夜，景象已判然不同。“危弦”点“楼”，“幕毡”点“船”，都照应上阕，用字仍不虚设。时移情移，空间亦暗移。
永夜是夜到深处，深处即转，即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末句立即开朗，先用“明日”点出“清晨”，后用“晴空”点出时间正在向正午进发。“明日回头江树远”是空间的进一步推移，“回头”是客的心理动作，是“离绪”的发展，但“江树远”已显出一片明朗和生机。“怀贤”点出使君和客的友谊基础为共同的志意相投，也在不自觉中流露出词作者作为忧国忧民大哲学家的身份。结句将人的视线上引于晴空，既照应首句的落日，又将感情向大境界升华。“雁字连”，是在一片清澄中显出的自然界景象，雁南飞，又将北归，人之离别，正处于自然界的物候大循环之中。
上、下阕所描写的时间是从黄昏到清晨，但这一小段时空变换是一段更大时空变换的转折点，使君和客的相会由种种因素所造成，使君和客的相别也由种种因素所造成，一别以后即属不可知，也许永远不能再相会，这就使词作所描述的小段时空变换有了特殊的意义。词作中时空虽步步变换，但上阕点出“留”，下阕点出“连”，已自然接续成“留连”二字，则人物的感情非“别”所能致。整首小令虽描写黄昏到清晨，但由“明日”一词可知下阕所写全属设想情景，而全词的时间中心点只是“风天从今别一川”的“今”，使君和客二人的感情通过“今”而相合，则一刹那已凝住永恒。
词作开首二句：“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词人这一年四十九岁，故曰“百年强半”，被排挤出朝廷，羁留南方达十三年之久，故曰“犹在天南畔。”秋高气爽，临轩赏月，把酒观菊，本当是很惬意、快活时节，但却被抛置在天之涯海之角。更何况，奸贼当道，金瓯残缺，匹夫之责，时常萦绕心怀。一个“犹”字，凝聚了词人多少的感慨与忧愤。“高秋”，谓秋高气爽之时，谢眺《奉和随王殿下》诗有：“高秋夜方静，神居肃且深”句。“幽怀已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幽怀”，指郁结于心中的愁闷情怀。毫无疑问，这是指自己无法锄奸复国的激愤烦乱心情。这句本意是因“幽怀”而无心赏观菊花，但字面上却说是因观花而致幽怀乱，似句意不顺，这实是一种婉转曲达的表现手法，后二句亦是如此写法。词人愁绪满怀，偏又逢皓月圆满，便把一腔的怨情向“银蟾”倾泻而去。这与上句的“无理”，更深一个层次地表现了词人的愁绪。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辛弃疾的“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等。这都是一种看似无理，实则含有更深的理在的埋怨。
下片词人转而抒写自己借酒茶解愁的情形。“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 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这里的“伴”，当指那些不畏权奸，主张抗金，遭到迫害，有志而不得伸的志同道和之友，当然也包括词题中的张伯麟。这几句词人用白描手法极写饮酒之狂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仍只好借酒来忘却心中的忧愤与不平。“羽觞”，指酒器，其状如雀鸟，左右形如两翼。他们喝了无数杯的酒，不仅放声高歌，还一扫文雅之态，箕踞而坐，并把头巾推向后脑露出前额。这是他们“颠狂”的具体写照。“箕踞”，形容两足前伸，以手据膝，如箕状，古时为傲慢不敬之容。这种放浪形骸的颠狂之态，实是内心忧愁极深的外在表现。末二句“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酒醒思茶，亦如饮酒一般，以浇胸中之块垒。“卢仝盌”，“盌”，同碗、椀，典出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善诗，亦喜饮茶。曾赋诗盛赞茶之妙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走笔谢孟议寄新茶》）。这里用此典，词意是承前一贯而下，亦即卢仝诗中的“破孤闷”、散尽“生平不平事。”
全词抒情由隐而显，层层递进；或曲折传达，或正面抒写，刻画了一个身虽遭贬，却能不屈不挠、豪气不除的爱国诗人形象。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