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董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能,心情忧郁地想去燕赵地区(谋职)。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董生努力吧!
像你这样不走运,即使一般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还有像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替我向他们致意说:“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可以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了!”
注释
燕、赵:借指的河北一带。
慷慨悲歌之士: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多指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人。
有司: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
利器:锐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
郁郁适兹土:忧郁地到那个地方去。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赵地区谋职。适,到……去。兹,这。兹土,指燕赵之地,当时受地方割据势力统治。
有合:有所遇合,指受到赏识和重用。
夫以子之不遇时:像你这样不走运的人。
慕义强仁者: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
矧:何况。
出乎其性:(仰慕正义)来自他们的本性。这句意思是,燕赵之士由于有这样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风俗与化移易: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
与:跟随。
易:改变。
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得有什么不同呢?恶,怎么。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凭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聊:姑且。卜:测验、判断。
望诸君:即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后因政治失意,离燕至赵,赵封他为望诸君。望诸,古泽名,在河南东北部,又称“孟诸”。
屠狗者:凡指狗屠一类埋没在草野的志士。狗屠,荆轲的朋友,他的职业是屠狗。荆轲死后,他也曾行刺秦始皇,失败后被杀。这里泛指隐于市廛暂不得志的侠义之士。
谢:告诉。
出而仕:出来做官。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赠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赠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赠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感跑到河赠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感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感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感董生邵南隐居行义强其中,刺史不能韩,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韩”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强“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强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赠投靠藩镇。对强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但“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强“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赠“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强有司”,因而要到河赠去,“吾知其必有但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感,只要是“慕义强仁”的感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赠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赠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感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赠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但”。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赠去,“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强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感“必有但”,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但,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强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赠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赠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赠。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但”,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强笔墨之外。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唐宪宗元和年间,安徽寿县的董邵南到长安应进士举,屡试不第,准备投靠河北的藩镇。韩愈一直主张全国“大一统”,反对地方分裂主义。董与韩交谊甚厚,知董“怀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这对韩来讲,是一种“从贼”;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韩提笔写下了这篇有名的赠序。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文中记叙作者与友人同游扫叶楼。全篇前半写景,后半议论。第一段记述作者囿于一隅之见,自以为江宁奇胜尽已览遍,第二段记述作者游扫叶楼所见所感,第三段引出议论,慨叹世俗舍近求远,“骛远而遗近”。文章写景笔墨清秀,层次明晰,山水江岛,烟村风帆,画面迭起,纷至沓来,令人心驰神往;议论乃有感而发,由此番游览,叹世俗之“骛远而遗近”,对人多有启发。
写景记游文章,开头多半是介绍所游名胜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的概况。管同的这篇《登扫叶楼记》却别具一格,先描写他归江宁后所游历的诸处名胜:或登石头城,游钟山,泛舟玄武湖;或在远离城南的芙蓉、天阙几座山峰上跳望远景,到燕子矶头俯看长江汹涌的奔流。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城内城外。所以,他“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以至有人再遨登览时,竟“思舍是而他游”。文章至此,才笔锋一转,点出题景说:“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却“乃未始一至焉。”
管同原以为江宁奇胜尽在钟山、玄武湖、燕子矶等地,而对离家不足一里的扫叶楼竟“未始一至”,一旦登上扫叶楼后,便不禁惊叹:“虽乡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这一胜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他的“差远流俗”之见,而且启迪他悟出了许多道理,一是由自己的“思舍是而他游”,却不知奇境就在身边,从而想到“骛远遗近”的世俗常情;二是由此想到自己的生平行事多不切实际,与此相类似,暗寓愧悔之意;三是由自己“骛远遗近”,却又因得益于王君而不误,暗喜所交益友的可贵。三点意思紧密相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此文在表现方法上,很有特色。全文三个部分先写所谓的江宁奇胜,烘云托月,引出扫叶楼;继从扫叶楼近观、远晓,写出江宁奇胜中的又一奇境,尺幅千里,历历如画;最后,由自己的“厌倦思欲远游”,几乎误失奇境的教训,抒发登楼之感怀,推己及人,由此及彼,世俗之情,生平之慨,治为一炉。全文的语言简洁清丽,工整中有变化。如“堆黄叠青”“曲旷瑰奇”,一状色,一写境,一实一虚,十分形象,再如“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含,沙鸟风帆"四句,前后两两对偶,其中第三句暗承第一句,第四句暗承第二句,词句工整,而词意交互,造成错落而有致的艺术效果。
贾岛诗思奇僻。这首《剑客》却率意造语,直吐胸臆,给人别具一格的感觉。诗题一作《述剑》。诗人以剑客的口吻,着力刻画“剑”和“剑客”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兴利除弊的政治抱负。
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呢?“十年磨一剑”,是剑客花了十年工夫精心磨制的。侧写一笔,已显出此剑非同一般。接着,正面一点:“霜刃未曾试。”写出此剑刃白如霜,闪烁着寒光,是一把锋利无比却还没有试过锋芒的宝剑。说“未曾试”,便有跃跃欲试之意。现在得遇知贤善任的“君”,便充满自信地说:“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今天将这把利剑拿出来给你看看,告诉我,天下谁有冤屈不平的事?一种急欲施展才能,干一番事业的壮志豪情,跃然纸上。
显然,“剑客”是诗人自喻,而“剑”则比喻自己的才能。诗人没有描写自己十年寒窗,刻苦读书的生涯,也没有表白自己出众的才能和宏大的理想,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自己的意想,含而不露地融入“剑”和“剑客”的形象里。这种寓政治抱负于鲜明形象之中的表现手法,确是很高明的。
全诗思想性与艺术性绾合得自然而巧妙。语言平易,诗思明快,显示了贾岛诗风的另外一种特色。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