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首诗开篇以鸟自喻，鸾鸟在乌云滚滚、凶隼横行的天空中欲飞不能，徘徊不前；飞翔时遭到弓箭的射击，栖地则常被罗网束缚。这“冤颈折翼”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恐惧时刻遭害的身世象征。同时，鸾鸟所处的险恶环境，也暗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群的凶险。接下由鸟而人，见物伤怀，抒写心中的忧思。作者在“心结伤肝”的言情之后，通过想像构境再现出自己的困境，最后表达了逃离社会、远游避祸的人生诀择。这首诗善于借物构景以显情，形象而委婉，言少而意深。
此诗主要采用比体抒情写志，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显示出作品的特色。开头四句先写自己的恶劣处境，诗人自比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一开始即写出天空布满乌云，鹞鹰正无所顾忌地在空中疾飞，鸾鸟则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徘徊，无处可去。诗人以鹰隼与鸾不同处境的对比，暗示凶残小人的得势与自己受到的倾压排挤。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敌随时都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快如疾风的箭已安好在弩机上，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扳动机关。进既不能，又无法后退：到处长满荆棘，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在写足环境之后，接着的四句转写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悲痛心情。从“发忠忘身”到“自绕罔”是一个过程，二者之间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冤颈折翼庸得往”，具体写出“绕罔”的惨状，扭歪了脖子，折断了翅膀，再也不能自由地飞翔。“涕泣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是自诉悲痛之辞，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心灵震颤。诗人忠而得谤，故泪水滂沱，内心烦乱。在以上四句中，“自绕罔”的“自”字，看似对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委婉自责，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对“发忠忘身”、独力奋斗的自信与自豪。“发忠忘身”四字，尤其是一个“忠”字，是这几句的重点，也是一篇《绝命辞》的主旨所在。诗人写作《绝命辞》的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表明心迹，即使冤死，也希望求得当世与后代人的理解。
诗人虽忠而见诬，但并不就此罢休。以下“虹蜺”等四句，从环境与自身二者的结合上写出自己的抗争与进一步的失望。“虹蜺”，指空中水气受阳光照射出现的彩晕，传统上认为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暗淡的为雌，称蜺。写环境的前两句说，天空虹彩夺目，太阳的光辉反而晦暗不明；邪气（孽）弥漫，天色幽暗，看不到远方。这两句赋中有比，写景之中兼有象征：“虹蜺”与“孳”象征得势的邪佞小人，“日微”与“（天色）未开”，象征君王受到小人的蒙蔽。接着的“痛入天”二句说自身。从“呜謼”二字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是以鸾鸟自比。鸾鸟在“寃颈折翼”之后，忍痛冲出罗网，直入高空呼叫，但他天大的冤屈无处诉说。诗人以“冤际绝”说自己的冤屈，可见他蒙冤忍辱的深重。在封建社会中，昏君重用小人，常被委婉地说成小人蒙蔽昏君。诗人求告无门，说明汉哀帝早已与群小沆瀣一气。后来李白在诗中说“为有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正与此相近。
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既得不到理解，便转而求助于自然界冥冥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仰天光兮自列”，“列”是说“陈列其心”（《汉书》颜师古注），也就是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招上帝兮我察”，光是“自列”还不够，又请天帝来察看。这两句，相当于常说的“昭昭此心，天日可表”的意思。以下两句写天帝的反应：“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风”、“云”似都受到诗人的忠诚与不幸的感染，发出了吟叹之声，天色变得阴暗起来。诗人这样写，一方面在于表明自己的至诚足以感天动地，同时也从对面映衬出自己在人间不被人理解的寂寞以及忠贞反遭不幸的悲愤。正是顺着这一感情的脉络，篇末的四句表明了自己对恶浊世道的决绝的态度。
末四句以“嗟”字领起，长声唱叹，感慨不尽。“嗟若是兮欲何留”，以“若是”总括上述的种种情况，包括环境的险恶，小人的迫害，帝王的昏瞆，等等；以“欲何留”表明自己已无意于久留于人世。“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形象地写出将离人世而去的情状。龙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神物，诗人想抓住神龙的胡须直上九霄，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永远不再返回。政治黑暗，处境危殆，前途无望，使诗人对人世毫无眷恋之意，故他将死写得十分超脱，这就愈见其内心的凄苦了。“世我思”是说：日后在天下大乱之时，世人痛定思痛，才会重新想起有过“发忠忘身”但在当时受到误解的“我”这个人。从末句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时局的严重忧虑，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切中时弊的“危言高论”的正确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诗在形式上采用句中夹入“兮”字的楚辞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此诗对楚辞的继承，则不局限于个别用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打通天上人间的丰富想象，广为采用的比喻、象征、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大义凛然与孤高自伤，都使此诗十分贴近屈原的作品。具体说来，与屈原《九章》中的《惜诵》尤为接近。整篇《绝命辞》所要表达的，即是《惜诵》开头四句所陈述的精神：“惜诵（痛惜陈述）以致愍（表达忧痛）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证）。”《绝命辞》与《惜诵》相关的字句更多，如“矰若浮猋动则机兮”与“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发忠忘身自绕罔兮”与“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与“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令五帝公平判断，请六神检验是否有罪）”，等等，都可以清楚看出《惜诵》的影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绝命辞》自身的价值。诗人对《惜诵》的学习，是建基于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之上的“凭情以会通”（《文心雕龙·通变》），是在自己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化入，而非生搬硬套的阿拙劣仿效。《绝命辞》基本上通篇以鸟自喻的写法，也是明显有别于《惜诵》的。这一写法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穷鸟赋》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绝命辞》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此诗写远离尘嚣、恬静朴素、高士为邻的田园生活，及书剑无成、空老家园的感怀，表现了其渴望仕途进取与保持独立人格的内心矛盾冲突，抒发了他胸怀大志而无人举荐的悲愤感慨。
首四句写隐居田园的恬淡美好。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自己家园的房屋虽然破旧，但远隔尘世，是祖先赖以过恬静、朴素生活的所在。这是介绍自己家室居住的条件。“弊庐”用陶渊明《移居》“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诗意，言其破旧不堪，说明自己居室条件的简陋。“尘喧”指尘世的喧嚷，与陶渊明《归田园居》中所说“尘网”及《饮酒〉中所说“车马喧”同义，用一“隔”字将“弊庐”与“尘喧”联系起来，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远离尘世的高洁情怀。正因为家居简陋，远离尘世，所以诗人自祖辈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过着恬静素朴的田园生活。“恬素”既指恬静素朴的物质生活，更指恬淡自然的精神境界。而这又是由祖辈流传培育起来，如今又由诗人继承发扬下去的，可见其渊源有自，历史长久，并非自今日始。着一“养”字，与“隔”字相映，深刻而具体地描写了家居的现实条件和历史状况。
“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接着写家室周围清幽宁静、高雅美好的自然环境。据《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铩》载：西汉末年蒋诩隐居后，于舍中竹下开三径，只与求仲、羊仲二人交往。又《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吴丹阳太守李衡在故乡龙阳县龙洲上“种甘橘千株”，临死时对儿子称这是可养家的“千头木奴”。这里诗人连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与高人隐士结友为邻，不与凡夫俗子交往；有大自然赐予的众多果树可养家活口，不必为生计而疲于奔波。进一步写出家园环境的消幽宁静，衬托出自己情怀的高雅美好。那来往高人雅士的竹下小径，那象征君子风范的众多甘橘，也就是陶渊明所赞美的“三径就荒，松橘犹存”的桃源境界；也就是屈原所称颂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置以为象”的寓托自已高洁志向的橘树精神。
起首四句，生动具体地勾划出田园生活的恬淡与美好，抒写出自己高尚的情操，暗示出自己远大的志向，似淡实浓，为下文转入写自己的志向作了很好的铺垫。田园生活是“恬素”美好的，家居环境也是清幽宁静的，然而“俱怀鸿鹄志”、“忠于事明主”的诗人，此时却“未能忘魏阙”、“魏阙心常在”，身在田园，心在朝廷，还是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的。
“粤余任推迁， 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空暮”，笔锋陡然一转，由“恬素”的田园生活跃向内心世界的抒发，奏响了怀才不遇而渴望展示雄才的悲壮之音。已到而立之年的诗人却毫无所成，从小读书习剑，本拟报效国家，现在为时将晚，只好虚度日月，空老家园，感到莫名的悲哀。“任推迁”表明时间逝去的迅速与无情，“犹未遇”抒写怀才不遇的惋惜与感叹，“时将晚”与“日空暮”，对举，深刻地揭示了诗人不甘虚度光阴而欲入仕却又无可奈何的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正因为这样，诗人早起晚坐，常常心事重重，难以排解。
“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抬头仰望，他羡慕那冲天高飞的鸿鹄；低首俯视，他鄙弃那争食逐利的鸡鹜。鸿鹄喻志向远大之人，鸡鹜比凡俗平庸之辈。两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将诗人胸怀大志而羞与世俗争利的 高尚情操具体明白地抒写了出来。然而“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入仕作官，为国出力，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难期，只好隐居乡里，采樵度日了。
“望断”二字十分传神，将诗人那急欲入仕的迫切心情活脱脱地抒写了出来，跃然纸上，如现目前。唱着劳动之歌，往来于樵采之路，与“望断”的迫切心情强烈对比, 其失意惆怅和无可奈何的内心痛苦亦活画了出来，鲜明生动。但诗人并不想老于田园，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四句再次强烈地表示了自己希望入仕的迫切愿望：身处穷乡僻野，没有作官的知已朋友，朝廷之上又缺乏有力的亲朋故旧，没有人像当年爱惜扬雄那样，在君王面前替他推荐《甘泉赋》。这里诗人以扬雄自况，也希望走以辞赋干谒人主进入仕途的道路，因而慨叹无人推荐他入朝，不能早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其迫切求仕的欲望与怀才不遇的惆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沉的呼喊和痛苦的哀叹，回肠荡气，十分感人。
这首诗出语自然，不事雕琢，显示了孟浩然诗歌平易、朴实而清淡自然的艺术风格。诗歌只是写家居田园，慨叹无人引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内容并不算深厚丰富。但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抒写却细致入微，亲切真实；由田园生活的“恬素”高雅，到内心世界的矛盾不安，从功名事业的早晚萦怀到对希求引荐的迫切愿望，层递自然，意境浑厚。全诗虽多处用典，但自然妥贴，十分巧妙；两处比喻的应用，抒写情怀，生动形象；“书剑时将晚”以下十句采用对偶句式，具有音韵和谐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