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是首典型的登临诗,与历来登临诗一样,分为二层,即登临所见、由登临而产生的感慨。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波折多变,笔法灵活,用语清丽。同时,诗以五言写景,七言抒情,起首四句又杂以民歌体,活泼跳荡,用韵平仄交合,寓以变化。
开头四句,“起得峭拔”(纪昀语),直接点出登寺之所见,而省略了登寺的过程。更主要的,是暗示了并非登一次,所以才有“朝”“暮”之说。白天看吴山,但见蜿蜒起伏,所以说是“横”;晚上看吴山,只能在夜空中见出轮廓,所以说是“从”(纵)。这一表达方式,与著名的《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似,可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如此写山,看似不具体,实则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红,傅粉则太白的“东家之子”的描写一样,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表现出吴山之美。至此,写山题面已足,于是进而写阁。写阁不说其外部之壮丽和内部之清雅,而说“空洞无一物”,这就和题中的“寺”联系起来了。阁中当然不可能空无一物,但佛家宣称“四大皆空”,苏轼本人也曾在《送参寥师》中说过:“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实际上是对“幽人”即佛徒的赞美。
以下分别续足前面的意思,“春来”四句承接首四句,写由吴山之美惹动思归之心,因而觉得“秋悲春更悲”。“雕栏”四句承接次四句,写由朱阁之美联想雕栏易朽,致慨于光阴易逝,人生无常。这就由乐生悲,感情也显得低沉。但末二句又复振起,说人虽然与亭台池阁最终都将化为异物,但吴山长存,则诗人的精神亦长存,见出乐观和旷达,而这种乐观和旷达又暗与“幽人”数句相承,反映了佛家无生无灭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和作者的《前赤壁赋》相对照。在那篇著名的赋里,作者借“客”之口写道:“方其(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又由曹操写到普遍的人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们追求永恒不得,是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悲哀,对此,苏轼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以不变的眼光看待物与我,就能超越具体的悲和喜,与大自然一样,达到永恒。《法惠寺横翠阁》的结尾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