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