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借柳咏情。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此词提到馆娃宫和苏小小，周啸天教授认为是说苏州之柳胜于钱塘，似乎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唱着反调。前两句是说吴王宫柳非常繁富。后两句是说，要是钱塘的柳色更好，苏小小就不会约郎到松柏之下去“结同心”了。周啸天把“不愤”解为不服，认为词人是根据古乐府《苏小小歌》，对白词进行了反讽，词意是说苏州宫柳胜于杭州。
不过，这首词的意味还不止于此。它留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杨柳枝柔，本来是可以绾作同心结的，但苏小小却和她的情人为何不来柳下。刘禹锡《杨柳枝》“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原来柳下结同心，乃有与情人分别的寓意。而松柏岁寒后凋，是坚贞不渝的象征，自然情人们愿来其下结同心而作山盟海誓了。如果作者有将宫柳暗喻宫人之意的话，那么“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就不但不是贬抑，反倒是是羡慕乃至嫉妒了。
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