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这首诗表达了男子对所爱女子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诗先写过去与美人的相会，美人颜色如花，让人沉醉不已。而今美人却弃人远去，故诗歌的主要篇幅写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男子想象女子所居之地在天之涯天涯的明月圆缺变化，好比人的离别相聚；但月虽有圆缺之分，尚可以抬眼望见而与所爱女子睽离之后，却望不见。于是因相思而入梦，梦醒人不见，却更加伤心落泪。弹琴排遣愁绪，曲调高妙，却无知音鉴赏，故断绝琴弦，不再弹奏。在这样的苦苦相思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幻觉：“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这两句化花为人，显出曲尽渴望美人归来而想入非非以致心神恍惚的情态。
诗落笔扣题，抓住“思”字赋写，开篇二字即进入深沉的回忆之中。“当时”，乃以前与女子欢聚的日子。那个时候，美人韶颜丽质，犹如盛开的鲜花一般，我为之倾倒，竟然酩酊大醉在她的家里。可见，当初两人是多么情意缠绵。而今天重游旧地，美人早已离去，无法再见面，只有过去的珠箔帷幕依然如故，一派惹人悲伤愁苦的凄凉景象。接着，由“天涯”二字拓开视野。在高远的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秀丽的明月，它不断地运行，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明月的形象本来就很美丽，用嫦娥奔月的故事，所造成的意象使明月更加美丽。这两句写明月，实则隐喻美人，而明月的圆缺，又暗寓人的离会。“翠眉蝉鬓生别离”一句，紧承上两句，并包括了，上述的两个意思。黛青的眉毛，蝉鬓的发式，都是女子漂亮的打扮，此即代指美女。与美人无端离别，远比明月的圆缺还要使人悲伤。月儿虽有圆缺之分，但终究可以看到，而与美人的睽隔，却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令人肝肠断绝，难以为怀。
从“心断绝，几千里”，诗意进一步深化，因相思而人梦。美人在数千里之外的天涯，不得相见，只有托之于梦幻境界。“巫山云”意谓在梦中见到了美人，再次享受到醉卧美人家的温馨生活。然而，这毕竟是虚幻的梦境。梦中“一晌贪欢”，醒来以后，觉得更加悲伤，因而泪水滂沱。“泪滴湘江水”截取“泪”字，另成新意，意谓伤心而落下的泪水汇成滚滚的湘江水，可见悲伤之深。接着的两句，又换一个角度来写，以乐景写哀情。湘江两岸，树木葱茏，花枝鲜.艳，呈现出一派诱人的美丽景象。但是，见不到美人，这些花木不仅不能使人心情舒畅，反而更加伤心不已。愁绪深沉，只好借弹琴，来宣泄情感。尽管曲词高妙，因为美人远去，没有知音欣赏，所以，断绝琴弦，不再弹奏。以上八句，从梦中写到梦后，反复抒写无法再见到美人的悲伤哀怨的情怀。
最后四句，写不能见到美人后的痴想。前二句用骚体，并以相同字、词的重复出现，构成复沓句式，反复咏叹，表现了无限深沉的慨叹。其中“暮雨”“朝云”还是用《高唐赋》的字面，借以表达美人远在天涯，到处漂泊的意思。诗意表面上是通过想象，慨叹美人不知究竟在何方，其实是仍然渴望她能回到旧日楼头，与“我”重新聚会。末两句可能受王维《杂诗》（其二）“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末”的启发，经过点化而来。它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忽发奇想：经过一夜的苦苦相思，到窗前一看，那绽开蓓蕾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盈袖，“我”简直以为她就是美人，从天涯回来与“我”相见，使我心中产生了霎时间的惊喜。这里，运用人的幻觉，疑幻为真，表达深厚的相思之情。而幻觉一旦消失，回到真实中来以后，就会更加伤心。因此，这四句在深一层的意脉上，表现的是希望与美人见面，但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刻骨情思。
属于“韩门诗派”的卢仝，诗歌以险怪见称，但这首《有所思》则通俗浅明，清丽可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遣词造语清新明快，色泽的涂抹也浅淡清秀，不事雕琢，不追求华丽的藻饰。二是诗中虽，然屡次用典，但都好像信手拈来，融化无迹，如自己出，达到了以意取事、一片神行的境地，既丰富了诗的涵义，也具有通俗明快的特色。三是运用了多种民歌表现手法，如“三三七”句式，某些字、词的反复出现，许多句与句之间采用蝉联的结体方式等。这些手法，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感，造成了回环往复的特色，使诗富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既深情绵邈，又通俗晓畅，大大增强了诗的抒情性。
李白的这首宫怨诗，虽曲名标有“怨”字，诗作中却只是背面敷粉，全不见“怨”字。无言独立阶砌，以致冰凉的露水浸湿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表现出人的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的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曹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意境。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首两句是说，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前两句写女主人公无言独立玉阶，以至冰冷的露水浸湿了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见人之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之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三国魏曹子建“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洛神赋》）的意境。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末两句是说，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怨深，夜深，不禁幽独之苦，乃由帘外而帘內，及至下帘之后，反又不忍使明月孤寂。似月怜人，似人怜月；若人不伴月，则又有何物可以伴人？月无言，人亦无言。但读者却深知人有无限言语，月也解此无限言语，而写来却是一味的望月。此不怨之怨所以深于怨也。
“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诗家秘传。此一转折，似断实连；似欲一笔荡开，推却仇怨，实则经此一转，字少情多，直入幽微。却下，看似无意下帘，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本已夜深了，怨也深了，无可奈何而入室。入室之后，却又怕隔窗明月照此室内幽独，因而下帘。帘下来以后，却更难消受这凄苦无眠之夜，与更无可奈何之中，却更去隔帘望月。此时忧思徘徊，如此情思，乃以“却下”二字出之。“却”字直贯下句，意谓：“却下水晶帘”，“却去望秋月”。在这两个动作之间，有许多愁思转折返复，所谓字少情多，以虚字传神。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有“空谷传音”之法，似当如此。“玲珑”形容水晶帘之透明，二字看似不经意之笔，实则极见功力，以隔帘望月，衬托了人之幽怨。
诗中不见人物姿容与心理状态，而作者似乎也无动于衷，只以人物行动见意，引导读者步入诗情最幽微处，并且为读者保留想象余地。使得诗情无限辽远，无限幽深。以此见诗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意。以叙人之笔抒情，常见，易；以抒情之笔状人，罕有，难。
在写作理论上，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矜持”说，也就是说作者应该与所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一定的“矜持”与冷静。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客观，无声嘶力竭之弊。本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受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不著怨意而怨意很深，在艺术上有幽邃深远之美。这首《玉阶怨》含思婉转，余韵如缕，正是这样的佳作。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中“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是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的地方。杜甫的草堂就在万里桥的西面。“百花潭”在浣花溪南，杜甫草堂在其北。上句的“沧浪”指汉水支流沧浪江，古代以水清澈闻名。传说孔子到楚国，听到一个小孩在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里就是暗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河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头发。河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之意。“水清”意指太平盛世，“水浊”意指世道浑浊。根据世道决定进退，表明一种超脱世俗名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即”传达出知足的意味。也就是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上句的“万里桥”与下句的“百花潭”，上句的“草堂”与下句的“沧浪”相对应，在似对非对中，描写了一路风光，为下文写“狂”作铺垫。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筿红蕖冉冉香。”中“翠筱”即绿色细竹。南朝梁简文帝《喜疾瘳》中有“隔帘阴翠篠，映水含珠榴”诗句。“娟娟”就是美好的样子。“娟娟净”秀美光洁之态。“浥”即滋润。“红蕖”即粉红色的荷花。“冉冉”本意为渐进地、慢慢地、缓慢地，也可以形容毛、枝条等柔软下垂的样子。这一联的意思是说，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使荷花格外娇艳，微风吹送，清香可闻。其中，“含”和“裛”两个动词运用很妙。“含”有小心呵护之意，暗示了风的柔和。而“裛”通“浥”，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足见雨之细。这里，诗人以精心之笔，描写了微风细雨，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审美境界。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中“厚禄故人”指做大官在朋友。“书断绝”就是断了书信来往。“恒饥”就是长时间挨饿。这里写了诗人的现实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绝，他一家子就得重陷长久的饥荒之中，上句“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接着下句 “恒饥稚子色凄凉”是因上句而来，说明了“厚禄故人书断绝”的结果。这里，还要注意诗歌的形式，诗人打破格律来写，在句法上形成了“上二下五”式，把“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突出“恒饥”的贫困处境。在艺术上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