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
《满江红》这个词牌，原调用仄韵，多以柳永格为准，但有融字的麻烦。所以白石为求协律而改仄为平。白石是南宋著名的大音乐家和大词人，妙解音律，对景填词，既能依旧调填词，又能自创新调，还能变旧调为新声。此词即是一首变仄为平的变调。仄韵《满江红》多押入声字，声情激越豪壮；然而此词改为平韵，声情顿变，读之只觉从容和缓，婉约清空，宜其被巢湖一带的善男信女用作迎送神曲而歌唱了。
词中塑造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巢湖仙姥形象。她没有男性神仙常有的那种凛凛威严，而是带有雍容华贵的姿态，神定气闲的风范。她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保境安民，镇守一方，成为词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也间接表达了词人对那些居高官，领厚禄而只知纸醉金迷，不管国忧民难的男人的讽刺和鞭挞。传统神话中常常记载着我国的名山大川由女神来主宰。如昆仑山的西王母、巫山的瑶姬、洛水的宓妃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山川女神，大抵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巢湖仙姥当是山川女神群像中的一位。
词的上片是词人从巢湖上的自然风光幻想出仙姥来时的神奇境界显得波谲云诡，恍惚迷离。它分三层写：先是湖面风来，绿波千顷，前山乱云滚滚，从云中似乎隐隐可见无数旌旗，这就把仙姥出行的气势作了尽情的渲染，显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特别是“旌旗共、乱云俱下”一句更为精采：一面是乱云翻滚，一面是旌旗乱舞，对比何其鲜明景象何其壮丽！从句法来讲，颇似王勃《滕王阁赋》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而各极其妙。这是一层。接着写仙姥前有群龙护驾，后有诸娣相随，甚至连群龙的金轭、诸娣的玉冠也熠熠生辉。至于仙姥本身的形象，词人虽未着一字，然而从华贵的侍御的烘托中，已令人想见她的仪态和风范。这是烘云托月之法，妙在从虚处着笔。这些当然是出于词人的想象，但也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原词在“相从诸娣玉为冠”句下有自注云：“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此为第二层。最后荡开一笔，意境骤转写夜深风定，湖面波平如镜，偶尔画外传来清脆的丁当声，仿佛是仙姥乘风归去时的环佩余音。在《疏影》一词中，词人曾写王昭君云：“想佩环、月夜归来……”两处都是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环佩空归月夜魂”诗句。这三句意境清幽空灵，与前面所描绘的气象万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善于跳离前境，翻出新境，富有曲折变化、摇曳多姿之美，是白石词的妙处。此云湖上悄然无人，惟闻佩环，境界杳冥，启人暇思。此为第三层。通过这三层描写，巢湖仙姥的形象几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下片进一步从威力与功勋方面描写仙姥的神奇。
过片处先以两个短语提挈，振起后片境界。然后以实笔叙写仙姥指挥若定的神奇才能，她不仅奠定了淮右，保障了江南，还派遣雷公、电母、六丁玉女（案《云笈七籖》云：“六丁者，谓阴神玉女也。”），去镇守濡须口及其附近的东关。这就把仙姥的神奇才能夸张到极度，俨然就是一位坐镇边关威震敌胆的统帅。紧接着词人又联想起历史上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对垒的故事，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为什么英雄人物中竟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手，结果却只能靠一篙春水把北来的曹瞒逼走？这曹瞒当然不是实指历史上的曹操，英雄好手也不会是指历史上的孙权本人。词人一方面是出于想象，把历史故事牵移到仙姥的身上，以歌颂其才能之神奇，如同小序结尾所云：“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归其功于姥云。”另一方面也是借历史事迹表现他对现实的愤慨，因为当时距宋金的隆兴和议将近三十年，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也正是依靠江淮的水域来阻止金兵的南下的。这两句以古讽今，寄兴深微，而又浑融贴切，不露痕迹，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结句含蓄委婉，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顶用的英雄人物，真正能够以“一篙春水”迫使敌人不敢南犯的却是“小红楼、帘影间”的仙姥。以仙姥的神功盖世而不居功自傲，反刺那些苟且偷安而又善于邀功请赏的无耻男人。“小红楼、帘影间”的幽静气氛，跟上片“旌旗共、乱云俱下”的壮阔场景，以及下片的“奠淮右，阻江南”的雄奇气象，构成了截然不同境界。然正因为一个“小红楼、帘影间”的人物，却能指挥若定，驱走强敌，这就更显出她的神奇才能。这种突然变换笔调的方法，特别能够加深读者的印象，强化作品的主题，并使行文显得摇曳多姿，富有曲折变化之美。姜夔曾在《诗说》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说：“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此词结句，正是反终篇之意而又能出人意表的一个显例，因此能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