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写灵岩及灵岩寺的幽绝。文章第二部分一落笔，先交代朱子颍因公事缠身而未能同游，然后叙述自己在聂剑光的指引下涉水越岭，游历与灵岩相望的琨瑞谷的情景。
文章的构思跳跃性较大，先写灵岩寺的座落方位及寺院附近的景抵接着插入一段聂剑光导游的情况，然后又介绍寺院的修建及与朗公谷的关系，最后又谈到给朱子颍写信。这种写法，接近于游山的散记，但叙写的中心还是围绕灵岩，因此散而不乱。构思的跳跃，反而使文章显得活泼，作者便于多方面地对灵岩进行描写和介绍，使文章内容比较充实。
此文在描写方法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作者善于以精练的语言描写事物的状态。如“翳高塞深，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等。前者状物逼真形象，寥寥数笔便把遍山柏树；灵岩寺隐在柏林中的情况表现出来了。后者写“积雪”、“初日”，“寒光”，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季节特点和游人的特殊感受，可谓传神之笔。“桐城派”作家写文章，要求言辞“雅洁”。“雅”是文雅；“洁”是精炼。因此用少的语言恰当地表现出所描写事物的特点，是“桐城派”作家的共同要求，而此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姚鼐是喜欢考据的，就是写游记，也主张“以考证助文之境”，因此他的游记中，经常出现对名胜古迹进行考证的文字。这篇散文对朗公谷、朗公石的介绍，对庙宇兴废情况的介绍，都属这类情况。游记文学增加考证的内容，容易使文意游离，文气不调谐，而姚鼐行文之妙，在于他善于把考证性出文字与全文结成一体，不仅不是文章的赘疣，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深度。这也是姚鼐游记文学的一个特点。
这首双调小令，主要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人间的离愁别恨，凄恻动人。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词首从人间的七夕着笔，写周围环境的沉寂和抒发主人公孤独痛苦的心情。词人巧妙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大兴夸张之笔，说那几张飘然落地的梧桐老叶是。呜蛩”所“惊落”，极写出万籁俱静的环境特点，烘托了词人内心孤寂凄怆的心情，引出了“正人间。天上愁浓”的联想，把自己的心境与牛郎织女的离愁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成为所托之事与所言之情的纽带。下面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云阶月地，关锁千重。”描写牛郎，织女远隔云阶月地、莽莽星河不得相见的痛苦，正抒发了自己与丈夫身在异地，心相牵系的离愁；描写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瞬息离散的苦难，正倾吐了自己与丈夫远隔千里、不得欢聚的别恨。
正所谓：“纵浮搓来，浮槎去，不相逢。”整个上片由人间写到天上，于叙述中旬旬含情，句句扣紧着词人的感情脉搏。最后，在下片词人的感情已经完全化他为我，将自己夫妻的境况与牛郎、织女的境况融合为一，因此，她从现实自我处境出发，展开了奇特的联想：“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天宇间风雨变幻莫测，鹊桥或许还未搭就，牵牛织女或许现在还是在离别之中未能相聚吧?这种推测联想，完全是移情的结果，含蓄婉转地抒写了人间七夕夫妻不得相见的难言苦衷。
尾句写天上七夕的自然景色，与首句人间七夕之景遥相呼应：一边是风雨飘忽，阴晴不定的银河两岸，一边是蟋蟀低吟、梧桐落叶的深闺庭院，这就开创出一种清冷凄凉的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词人孤寂悲伧的心情。尾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成功地提炼了口语，用排句形式集中描绘了宇宙天体的瞬息万变，在创造意境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添了词的音乐美。
总这首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通篇以牛女传说为寄托，境界奇丽，曲径通幽，写透了青年男女的离愁别恨。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