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景物小诗。作者春天经由宜阳时，因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即兴抒发了国破山河在、花落鸟空啼的愁绪。

　　“宜阳城下草萋萋”，作者站立城头观赏景致，只见大片土地荒芜，处处长满了茂盛的野草。接着，一笔便把人们的视野带到了连昌宫和女几山一带：“涧水东流复向西。”太平时期，登上那武后、玄宗曾走过的“玉真路”，不仅可以观看“鸣流走响韵，含笑树头花”的美景，而且也会看到农民利用涧水灌溉的万顷良田，但此时，这里清泠泠的山泉却再没人汲引灌溉，而是任其“东流复向西”了。昔日，这里的香竹、古柳、怪柏、苍松，无处不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而今，且莫说那些，就是红颜吐芳的春花，也早已无人欣赏了。

　　“芳树无人花自落”，这里强调“无人”二字，便道出了诗人对时代的感慨，说明经过安史之乱，再也无人来此观赏，只能任其自开自落了。“春山一路鸟空啼”，春山一路，不仅使人想象到山花烂漫，鸟语宛转的佳境，但著以“空啼”二字，却成了以乐写哀，以闹衬寂，充分显示了山路的荒寞；这里不仅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游人墨客，而且连耕农、樵夫、村姑都不见了。“自落”和“空啼”相照应，写出了诗人面对大好山河的无限寂寞之感。

　　鉴赏一首诗可以结合其他同类诗歌进行比较理解。这首诗就与一些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联系起来体会其情感意境。首句可联系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里“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体会其荒凉的特点。第三句和第四句可联系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体会其凄凉冷落的特点。这末二句的“自”和“空”两个字的作用跟杜甫《蜀相》中的“自”和“空”作用是一样的，春色大好，但无人欣赏，其实用乐景写的是哀情，显出山中的宁静，从中透出一丝伤春、凄凉之情。另外，“自”和“落”也让人想起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感慨春光无限好，却物是人非，满眼苍凉景象的诗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因此不难理解全诗表达了作者面对城破人稀的情景而产生的感世伤怀之情。

　　李渔《窥词管见》有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诗和词在表现手法上是一致的。这首诗虽然还不能说就做到了“全篇不露秋毫情意”，但句句写景，句句含情，却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诗中虽然写的是绿草、芳树、山泉、鸟语，都是一些宜人之景，却构成一幅暮春景象，渲染一种孤寂、凄凉、愁苦、叹惋的感情，这些景色都是为衬托诗人凄凉的心境服务的，它充分显示了诗人对时代的深沉叹惋。

　　此诗首联写出草堂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并透露出选择在此处营造的原因：浣花溪碧水蜿蜒曲折，绕着草堂潺潺流过，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环境幽静，令人沉醉。在幽静的地方居住有两大好处：一是少烦扰，二是洗客愁。这正符合诗人当时的状态。

　　颔联从人的角度诠释“林塘幽”，实际上是写出了为什么要选幽静的地方的理由，比首联递进了一个层次。那里离城区远，出了城郭就少了许多凡尘俗事的烦扰，而且那里还有澄清的溪水可以洗涤远客的忧愁。澄清的江水静静地流是自然之境；“消客愁”则是情感的流露。

　　颈联则从物的角度写出“林塘幽”之情状，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陶冶情操，修养性情。许多蜻蜒点水，都是自由地上上下下。鸂鶒戏水，成双结对，时浮时沉，悠闲自在。以动物之动来衬托林塘之幽，幽中有生气。此情此景，让诗人顿觉先前漂泊辗转的疲惫一扫而空，忘却了俗世喧嚣带给他的烦恼，自然引出尾联的“乘兴”。

　　尾联写诗人的内心想法，在这地方居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乘船顺长江之流直下，直达山阴。诗人很想东行万里去山阴，效仿王子猷雪夜驾舟访戴安道。但诗人可能并非真的要拜访谁，或许诗人已经厌倦了烦嚣的现实生活了，想要去访道寻仙；或许诗人要访自己的朋友，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总之，诗人在经历人生动荡后，憧憬隐居与安逸。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本文是一篇铭文。描绘了至仁山中的一派深秋景色。文章开篇两句从山水落笔，写出山水的超凡脱俗；三四两句是仰望，写山峦之上飘浮的祥云，并熔铸进丰富的想象，突出山幽水静；接下去点明时序是秋季；然后笔锋一转，写山中的建筑和陈设和宅旁的花木；结尾两句抒发了作者“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心境，点明作铭的主旨。此铭融情入景，虚实结合；音韵谐美；用典多而通达，深而雅妍。

　　前四句写至仁山的峰、水、云、人，笔墨似实而虚，有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渲染飘缈仙气，将山神圣化。横峰如鹤岭，有仙人驾鹤飞掠；激水似龙津，多群鱼逆流腾跃；山上瑞云缭绕，有仙童出现，可访求飞升仙丹，是一座神异之山，令人神思飞越，遐想联翩。继而笔锋一转，改用实笔描写山舍景观：远而望之，睹“飞檐枕岭”之雄姿；近而察之，悟“壁绕藤苗”之生气；自屋向外看，得“窗衔竹影”之幽趣；还能饮菊延年益寿，观桐玄思人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以上句句含景，如诗如画，将至仁山风光形容得出神入化，清绮无伦。最后顺势画龙点睛，濡毫点出山居的最高心得，亦即此铭的玄妙旨趣：“仁者可乐，将由爱静。”唯此山为静境，且惟仁者方知此静山之可乐也。

　　此铭融情入景，写景如画，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美体察入微的观察力和点染神化的表现力。章法上，虚笔与实笔相辅相成，景语与情语相得益彰，尤堪玩味。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