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已深了,远望南京城东的钟山,万物凋零,寒山肃杀,犹如劫后余烬,一片寥落荒芜的气象。首二句紧扣题面,从落叶下笔,“万木稀”三字说明已是落叶纷飞的时候了。“秋老”的“老”字下得很重,表明金陵一带笼罩在萧飒的气氛之中,而“劫尘”二字已说出江山易代的沧桑之痛。杜甫本有“玉露凋伤枫树林”的句子,但如今木叶尽脱的景象使人感到的并不是风霜之侵袭,而是作为帝王之都的金陵气数已尽。所以三、四两句更明显地揭露出政治的变幻是诗人悲秋感伤的真正原因。就是在三年以前,清军南下的铁蹄践踏了这紫金山前、玄武湖畔的大好河山,弘光政权随之倾覆,钱谦益虽然觍颜事敌,偷生苟活,而心中却也充满着矛盾与痛苦,故他于诗中每每发泄其故国之思。“金陵王气”显然是用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句子,而这里分明是指明王朝的衰败。故这两句中对明亡的惋叹是十分清楚的,说叶落缘于王气衰竭二非关金风秋露,自然是故作痴语,但用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确是十分沉痛的。
李商隐的《霜月》中说:“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即借咏物而表现处于严峻环境中的乐观态度,然钱谦益则反其意而用之。嫦娥独自依月,涂有桂树相伴,青女履霜无依,倍感凄寒。五、六两句由落叶而想到月中的桂树,想到摧落黄叶的严霜,然分明以素娥、青女自况,暗示了自己于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中所感到的孤独与忧伤。最后两句归结到落叶上,原先一片葱翠茂密的树林,如今已是荒败如沙漠,在那广漠无垠的寒空中一只孤雁掠过,更增加了秋林的荒寒落寞之感,给全诗平添了低沉灰暗的调子。而那寒空中孤独的飞雁,岂不是诗人自身的象征吗?
这首诗借咏物而自抒怀抱,表现了钱氏此诗的故园江山之思。这一方面自然出于他降清后未得重用、而又身系囹圄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有感于清政府的残暴肆虐,因此他的心情是颓丧的。
王士祺论明末清初有三派,以为“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分甘余话》);钱谦益的弟子瞿式耜也说“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序》),都说钱氏的诗源本杜甫,即以此诗为例,风格沉郁顿挫,遣词造句、用典使事都极为娴熟,也近于杜甫的诗风,所以向来被视为钱谦益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前二句写湖上:夜空景象,写的是远景,着重从视觉来写;后四句写湖面上的风势与浪声,写的是近景,着重写听觉上景物;诗的最后四句抒怀,着重抒发了诗人南下途中羁旅的情怀。此诗借景抒怀,情思勃郁,意蕴浑厚,格调高古。
“苍茫雾连空,冉冉月堕水。”此写湖上夜景。邵伯湖北接广阔的高邮湖,两个湖到了晚上上,水气蒸腾、扩散,形成茫茫大雾,像是与天相接一般,辽阔无垠,一片灰白。开篇第一句就把湖上夜晚的特有景观勾勒了出来,它宛然“帘幕无重数”的大舞台布景,宏阔气派,又飘忽朦胧如梦如幻。紧接着出台的便是洞府仙子月姑娘,她皎洁如玉、脉脉含情仿佛被这洁净浩秒的湖水所招引,“冉冉”而下,不偏不倚,像要“堕”入这湖水的怀中,尽情地沐浴一番。
开头两句看似寻常,实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蕴含丰富,耐人寻味。诗人一是选用了“连”字写雾使人感到雾在弥漫,已与高空融为一体;一是选用了“堕”字写月,月本是静物,由于船行很快,船上人看月却疑惑月在直“堕”,这是因为视觉造成的心理错觉起了作用,也反映了船行月移相对运动的感觉。诗利用这种错觉化静为动,显得别有趣味。同时“望”有沉重感,是诗人心情的自然流露。眼前景致虽美,但不与诗人内心情感吻合,此请乐景不为哀情所欣赏。因此“堕”字下得有分量,与结句“愁”字遥相呼应,使得诗情前后浑然不可分割。
以上二句,还只是邵伯湖的大背景,再下四句,则是“夜过”邵伯湖的正题了。这四句都着力在一个“风”字上。“飘翻双鬓风,恍惚无定止”,这风吹来,恍恍惚惚,不知所起、不知所迄不知何时方休,这正是湖上风的特色;但休说它“恍惚”,它还真有力量,吹乱了船头诗人的双鬓,这还是其小者也。“轻帆不用楫,惊浪长在耳。”这才是湖上风八面威风的时候。“不用楫”,是说风大大了,鼓足了船帆,船再也不必靠划桨助行了。既轻快,又惊险。风使船飞驶,船一任风播弄,只听惊涛骇浪拍击着船板。捱过了这样的时刻,诗人马上提起笔来,记下这夜过邵伯湖的难忘之景。可以说,促使诗人写作此诗的,不是雾、不是月,而是这湖上的风。从全诗的情绪看,诗人对这风似乎并无好感,但这四句实在是非亲身经历不能道得的妙句,不管诗人主观感情如何,它们都为邵伯湖增色不少。
最后四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江湖日浩荡,行役方未已。”诗人由运河至高邮湖、邵伯湖,水面日益宽阔,水势日益盛大,而行程正处中途,远远没有结束。按理最象越来越开阔,心情也应越来越畅快,可“方未已”三字所表露的却是对长久栖身他乡水上的无限厌倦,含有赶快终止这种动荡不安的羁旅生活的企盼。所以,末了诗人不禁感慨道:“羁栖正愁绝,况乃中夜起。”这两句一方面紧扣“衣”,一方面点明“愁”,题意遂获得了突出。
以浩大开阔的自然境界衬托诗人忧愁郁闷的情怀,这也是以乐景写哀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主观内心情绪在起作用,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客观物象也就难免不染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对前面所写的雾、月、风、浪和烟波浩渺的江湖,就都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愁”的感情载体,都不免附有“愁”的情绪。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