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从小丧父，全靠母亲倪氏一人日夜纺纱织布，挑起生活重担。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

　　一次， 孟母看到孟轲在跟邻居家的小孩儿打架，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好，于是搬家了。

　　这次她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一天，孟子看到一溜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地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精壮小伙子用锄头挖出墓穴，把棺材埋了。他觉得挺好玩，就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也用树枝挖开地面，认认真真地把一根小树枝当作死人埋了下去。直到孟母找来，才把他拉回了家。

　　（学商人磨刀，如果没有这一段不成立下一段第三次搬家）

　　孟母第三次搬家了。这次的家隔壁是一所学堂，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老师每天摇头晃脑地领着学生念书，那拖腔拖调的声音就像唱歌，调皮的孟轲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孟母以为儿子喜欢念书了，高兴得很，就把孟轲送去上学。

　　可是有一天，孟轲逃学了。孟母知道后伤透了心。等孟轲玩够了回来，孟母把他叫到身边，说：“你贪玩逃学不读书，就像剪断了的布一样，织不成布；织不成布，就没有衣服穿；不好好读书，你就永远成不了人才。”说着，抄起剪刀，“哗”的一声，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全剪断了。

　　孟轲吓得愣住了。这一次，孟轲心里真正受到了震动。他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终于明白了道理，从此专心读起书来。由于他天资聪明，后来又专门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终于成了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这是一首凭吊杜甫的诗，此诗用语温丽意悲，描写了草堂荒芜景象，并抒发了缅怀诗人之情。

　　首联“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点题，起得平平。颔联“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则写的热情洋溢，推崇杜甫的诗业成就：“旧宅”是眼前所见，万古应留，是诗名长在；“新诗”为意中所念，千金难求，是诗人已殁。两句相反相成。”颈联“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则从“旧宅”入笔，遥接杜诗所写物态，古今勾连，见出常变之景。杜甫《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此处“鸥飞尽”反用其意。槛崩鸥走，以见旧宅的荒凉。尾联“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反承上意，从不变之山月摹想，极致低徊惆怅之情。再点“忆”字，有人亡物在之叹。

　　此诗中二联颇见功夫，胡震亨说作者“工于造联”，大概即指此类。

　　“一饷疑情无语”，显然不是终日无语、整日销凝而是忽然间因触景生情而产生的惆怅。从次句看，很可能是因攀折梅花所致。这情形有类于《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从忆梅到折梅，引起对远人的怀思有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折梅与怀人有关，所来自远，南朝刘宋时陆凯赠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故次句言“手捻梅花何处”，其意仍在怀思远人。“何处”二字则有欲寄无由的苦恼，故“手捻”梅枝，彷徨徘徊。

　　女子所怀何人，下句更有暗示。“倚竹不胜愁”，系用杜诗《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句意，杜诗写了一位为丈夫所遗弃的妇人自保贞洁的德操品行。这里用以暗示词中女主人公离居的忧伤，和对远人一往情深的盼望。同时又沿用杜诗，以翠竹之高节拟人“暗想江归路”，则进一步点出其人远人的踪迹，想当初，他从“江头”扬帆远去的，而此时也该从去路归来了吧！这句“暗想”联上“凝情无语”云云，又进一步通过状态表情，表现女子那深沉的思念，难以用言语表达。而“江头归路”联上“何处”云云，又使人联想到唐诗“妾梦不离江水上，人传郎在凤凰山”（张潮）的意境，使人体会到她的内心之痴迷。

　　从“暗想江头归路”到末二句“东去，东去，短艇淡烟疏雨”，在意象上有一个跳跃。两字“去”字，可推知不是丈夫归来，倒是出外时的情景。那时，他就乘着一叶行舟在烟雨迷蒙的江头离她东去，那景象是如此凄迷，记忆又是如此犹新，令人难以忘怀。这种倒叙不仅使读者领略到更多忧伤，丰富了词人的内蕴；而且造成一种类乎汉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的意境，既显示出女主人公企盼的失望，又增加了其性格的温润。

　　“词人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张炎《词源》卷下）这首词的作者，注意措语用意的深婉，做到了句无闲字而有余意；结尾处所造想象中境界，亦饶悠悠不尽之韵味，故称合作。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