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两句采用对偶的写法,从大处落笔,先描写江上之景,雾霭弥漫,烟云缭绕,再写两岸人家,鳞次栉比,画梁相接,正合乎水仙子的曲牌作法。首句画出一幅天然美景,江面经晴日照射,氤氲荡漾,更显出烟水迷茫之致。次句“两岸人家接画檐”写出了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和繁华富庶的特点。
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放到自然景物,“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的“淡”用得好,把温柔水乡的浓郁春光冲淡了,彷佛有抿去嚣扰的意味,更增添了几许诗意盎然的摇曳之姿。“看沙鸥舞再三”写得是作者张养浩本人闲洒自适得怡然之味。
“卷香风十里珠帘”暗示了其所在的温柔乡之香艳、富丽,和前面的画檐人家相呼应。“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相对,也是水仙子的惯例。而这两句不仅是字面相对,所描述的情景也恰成对应,一方频频召唤,一方倦旅来投。最后一句由客观观察转回主观感受,“爱杀江南”总结心得,既突显主旨,又充分表达了情感。
这首小令在艺术的处理上,能够把远近的景物交错来写,富有变化,江南各种富有特色的景观足以激发起令人心想神往的印象。
这首《水仙子》中最繁华富丽的句子是“两岸人家接画檐”。
该曲中运用了“一”“两”“再三”“十”等数词,集中表现了江南风物明丽隽美的特点。由于选择的数词不同,富于变化,增强了生动活泼的情韵。五句写景由远而近,从大到小,写家人、荷塘、水禽,第六句写远方的船,第七句又村落酒店酒旗,极富条理性和层次感,表达了欢快的格调。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诗表达了一位投笔从戎多年的老战士因功业志向难酬而产生的一时懊悔之情。前八句主要写傍晚边塞的荒凉景象,写得情景交融,凄凉孤寂。最后,诗人借用典故,抒发了功业难成,歧路彷徨的矛盾心情。“悔”虽是一时激愤之语,但细细体味,亦在情理之中,传达出更多的辛酸与无奈。
第二首诗主要描写的是边塞征战中的思归之苦。诗人用凝重的色彩描绘了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及边塞萧索荒凉的风光景物,在景物描写中寄寓了长年戍边征战的将士们的思乡情结,写得苍劲旷远,意蕴深长。语言的锤炼,更是炉火纯青,在一系列极意铺陈之后于篇末点出戍卒的思归之情,读来更为撕心裂肺,凄怆感人。
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遭谪边多年。刘瑾败后,官至兵部尚书。但其安邦定国大志终不得伸展,心中自然苦闷,故有夜不入眠,寻幽解闷之举。《龙潭夜坐》便是此种心境的写照。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首联写“花香”、“溪声”引动诗人游兴。此处开篇点题,扣住“夜坐”落笔,先从嗅觉、听觉写起,“花香”扑鼻而不知所自,“溪声”充耳却隔着石林茅屋。夜深人静,“花香”、“溪声”自然格外清晰,但又都笼罩在夜色朦胧之中,让人感知得到,而捉摸不着,充满神奇的力量,令人向往,激发了诗人的游兴。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此联写诗人月夜独游。诗人这里自称幽人。明月当空,诗人踏着月光,在龙潭附近夜游。四周一片幽静,唯有山中栖息的鸟儿不时发出鸣叫。这里,诗人意在表现月夜的孤寂空廓,但不从寂静无声上用力,而是特意地写了声响,以反衬周围环境的空旷幽邃,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界充满生命的意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这一联写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的轻松快慰的心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归隐情调。诗人踏着“草露”,迎着“松风”,不怕草鞋打湿,任凭风吹衣飘,虽有露冷风凉之感,但诗人向往归隐生活,一派隐逸风情跃然纸上。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尾联抒发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大江南北壮丽风光的热爱。孔子在《古琴操》中有《猗兰操》,哀伤生不逢时。王守仁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因小人陷害,以功成罪。作此诗时,正是他伤不逢时的时候,所以借《猗兰操》琴曲名来抒发心中的烦忧。但正当他面对大江,想要发泄不满时,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又使他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足见诗人的胸怀是坦荡豁达的。
全诗写龙潭夜景,一片清幽,含蓄委婉地抒发了诗人厌倦世俗官场,眷然归与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