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从气候的变化造成一种凄苦的氛围。“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秋风飒飒,寒霜遍地,寥廓天宇,万物萧条,花木凋零,寒气逼人,营造出一幅么令人伤感怀人的情景。
诗人先从无生命的景物再写到有生命的胡燕,进一步造成感伤怀人的氛围。秋高气爽,春燕南归。一年一度来来去去的春燕,就要告别主人回南方去了。成双成对的春燕在檐前窃窃私语,它们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原来的旧居,非常的留恋,但是它们更思念家乡,所以最后还是飞走了。这首诗写到这,将相思的情境描绘得突出而充分,把牵动相思的气氛造的浓浓的。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彼及此:“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春燕思家,南归去了;游子思乡,不得北返。胡燕春来秋去,尚急切欲归,游子离家已多年,还是归无时日。作者只好把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写成诗文,寄给远方的妻子,但谁知涕泪纵横,连书信的封口都无法封住。这里虽然略带夸张,但前后转得自然,情境与人的情感和谐一致,融为一体,给人艺术的真实感。另外以此结尾,给人留下言语表达不尽的情思、无法遏制的哀伤。
首联点出友人在之前的来信中讲了很多有关衡阳这个地方不好的牢骚话,表示难以忍受衡阳这个地方。诗人回信后告诉他不要这样悲观地想。秋来雁至,正好可借雁寄语。
颔联写出柳州地形复杂,气候炎热,若拿柳州与衡阳相比,环境更难以忍受,然而诗人自己都已经适应了,那么友人就不应该再有不满的情绪了。
颈联写衡阳一带美好的景色,对偶工整,色泽明丽,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尾联诗人引用典故,劝勉友人,回应了前文,让人顿感诗意浑成。
此诗内含悲情而意悠境远,首联的“为报秋亲雁几行”和尾联的“还将远意问潇湘”,均有高朗舒畅、风情摇曳之致。前四句是接来书后对柳州居地的“报”,后四句是因思念友人而对衡州一地的“问”,一“报”一“问”,正好将全诗绾合起来,最能见出作者的作意及其在句法、结构安排上的技巧。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