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他乡凄迷心境的词。蒋捷这首词,字字锤炼,用句精巧,但也平淡,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蒙处。”杨柳丝丝,细雨绵绵,柳丝轻拂。烟雨笼罩的远处,一派迷蒙缥缈的景象。这二句如一幅精心细琢的工笔画。以“杨柳”、“细雨”绘出江南春雨图。“丝丝”逼真地再现了柳枝的柔姿,描画了春雨连绵不断的形象。也喻指丝丝愁绪。词的起句重复出现了“丝丝”这一叠词,因而产生了特定的渲染效果,加强了词的丰富的内涵。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词的艺术美感。
下面转入伤怀的心理描写:“楼儿忒小不藏愁”,北宋末年,国事江河日下。词人对前途感到无穷忧虑。心中的愁苦郁积,遇感而发。乡愁在文人眼里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痛。古人写之多样,蒋捷此句则以“楼儿忒小”藏不下作喻。“藏”字,表现了隐忍、按捺已久。但以其愁太多,楼儿忒小,因而这“愁”摆脱小楼的羁绊。“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了。“几度”一词,渲染了词人思归之情的执着与痴迷。然而幻想只能是暂时的避难所,只能徒增忧愁。
急切盼归却不成之后,词人只好“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天怜”,点明题旨,把客愁乡思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天”怜则怜矣,只能“借与花消遣”。“借”指客居他乡,花非我有,也只能“借”之而已!一“怜”一“借”中,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他乡孑然之苦,愁苦难消的复杂心理活动。
“海棠红近绿栏杆。才卷朱帘又晚风寒。”承“花消遣”而来,海棠临栏,红绿相映。细雨中的海棠,颜色自非一般。词人在这里写的是雨中海棠。词人羁旅已久,韶华已逝,思乡欲归,心境黯然。然而目触之处却是竞相红艳的红海棠,对比之下,更增添心中伤愁。貌似红绿眼的场景,实际上却暗含了凄凉之意。何况卷帘之际,迎面而来的又是那令人心寒的晚风呢。
这是一首词景交融的佳作。起笔点染景物,写词人凄迷愁苦的心境,使人思归。词中匠心独运,写“愁”多,用“楼”小作衬托。写哀愁,用海棠反衬。恰如王夫之所说,这里是用“乐景写哀”,起到“一倍增其哀乐”之效果。词中语言清新素淡,雕琢之下,不仍平淡之本色,是其艺术之最大特色。
然而,本词的主人公看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女主人公形象更说得通!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全诗可以分为三大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这是全诗的一个“总帽”,它点名了题目中“感事”的内容是“幽忧”,是与友人分别是的相思之苦,这让欧阳修感受到人生在世“知乐多悲患”——这也就是本片的写作缘由。
从“每忆知年事”到“展簟绿阴前”这七十六句属于第二大段。这一段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欧阳修在这一部分中回忆过去,写了一年前青年朋友们相聚的时候的无穷乐事,以此回应第一段中“知乐多悲患”这句中的“乐”字。这一大段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开头,作者写与朋友们初识初聚的经过,以及癫狂落魄的情景;其次,作者回忆了对每一位朋友的印象;第三,作者写与朋友探幽访胜时的乐趣;第四,作者写歌舞宴乐的欢快场面。如此层层铺叙,步步推进,作者将西京留守府的青年才子们的赏心乐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段中,诗人欧阳修有意以乐景衬托哀情——极力渲染往昔的“相聚”时的快乐,正是为了反衬而今的“相离”的悲伤。
第三大段从“乐事不可及”到全诗结束,共有十四句。诗人欧阳修写“酣歌变为叹”,以抒发朋友离散后自己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就如同作者在为洛阳之会的另一位友人张先所写的《张子野墓志铭》中所说的:“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为可惜也。”
这首诗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写景抒情,并兼带议论的长诗。该诗描绘了宋仁宗时期一批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的青年文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了那一时期文人荟萃的历史生活画卷,对后人了解当时文化特征和文坛风气有认识价值。
这是一首咏七夕佳期的作品。作者一反以往七夕诗词的伤感情调,把天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和人间李隆基杨玉环马嵬死别的动人故事,演绎、融汇为一个纯情浪漫、晶莹剔透的意境,抒发了对纯真爱情的美好祝愿和热烈向往。全词语言通俗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情调闲雅欢娱,给人以充分的艺术享受。
上片着重写天上,开篇以细致轻便的笔调描绘出七夕清爽宜人的氛围,诱人进入浪漫的遐想界。首韵“炎光谢”,说明炎夏暑热已退,一开头即点出秋令。“炎光”谓骄阳,代指夏暑。先说初秋,再从入暮写起,导入七夕:阵黄昏过雨,轻洒芳尘,预示晚上将是气候宜人和夜空清朗了。“乍露冷风清庭户爽”,由气候带出场景。“庭户”是七夕乞巧的活动场所。古时人们于七夕佳期,往往庭前观望天上牛郎织女的相会。接下来一句“天如水、玉钩遥挂”意思是说:秋高气爽,碧天如水,一弯上弦新月,出现远远的天空,为牛郎织女的赴约创造了最适宜的条件。“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想象织女嗟叹久与丈夫分离,将赴佳期时心情急切,于是乘驾快速的风轮飞渡银河。织女本为星名,故称“星娥”。“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表现了人们盼望天上牛郎织女幸福地相会。他们凝视高远的夜空,缕缕彩云飘过银河,而银河耿耿发亮,牛郎织女终于欢聚,了却一年的相思之债。上片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从景物描写到幻想神游的推移中,寄寓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的美好遐想。的场面,也无热闹浓烈的气氛,各家于庭户乞巧望月,显得闲静幽雅。这种闲雅的情趣之中自有很不寻常的深意。词人强调“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提醒人们珍惜佳期,从中足见柳永对七夕的特殊重视,反映了宋人的民俗观念。以下数句着重写民间七夕的活动,首先是乞巧。据古代岁时杂书和宋人笔记,所谓乞巧,是以特制的扁形七孔针和彩线,望月穿针,向织女乞取巧艺。这是妇女们的事。“楼上女”是说此女本居于楼上,穿针乞巧时才来到庭中的。所以接着说:“抬粉面”,加以“云鬟相亚”,写姑娘们虔诚地手执金针,仰望夜空,乌云般美丽的发鬟都向后低垂。“亚”通压,谓低垂之状。此句写得形神兼备,廖廖数语,姑娘们追求巧艺的热切与虔诚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接下来的一句:“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写七夕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这既是词人浪漫的想象,也是历史的真实。自唐明皇与杨妃初次相见,“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长恨歌传》),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也就传为情史佳话。唐宋时男女选择七夕定情,交换信物,夜半私语,可能也是民俗之一。作者将七夕民俗的望月穿针与定情私语绾合一起,毫无痕迹,充分表现了节序的特定内容。词的上片主要写天上的情景,下片则主要写人间的情景;结尾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既总结全词,又点明主题。它表达了词人对普天下有情人的美好祝愿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展示了作者热诚而广阔的胸怀。
这首词,写天上是为了衬托人间,用典故是为了映衬现实,落脚点是人间的欢乐和世俗的幸福。作者把“天街夜色凉如水”的意象世界与“钿合金钗私语处”的心灵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描绘了一幅欢乐、祥和、幸福而又温馨的七夕夜色图,发出了珍惜良宵、莫负美景的呼唤。这呼唤,久远地回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