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此诗起句“虎啸”二字,即指张良跟随汉高祖以后,其叱咤风云的业绩。但诗却用“未”字一笔撇开,只从张良发迹前写起。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相继为韩国宰相,秦灭韩后,立志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皇”(《史记·留侯世家》)。“破产不为家”五字,点出了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后两句写其椎击秦始皇的壮举。据《史记》记载,张良后来“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诗人把这一小节熔铸成十个字:“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以上四句直叙之后,第五句一折,“报韩虽不成”,惋惜力士椎击秦始皇时误中副车。秦皇帝为之寒栗,赶紧“大索天下”,而张良的英雄胆略,遂使“天地皆振动”。七、八两句“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写张良“更姓名潜匿下邳”,而把圯桥进履,受黄石公书一段略去不写,只用一个“智”字暗点,暗度到三句以后的“曾无黄石公”。“岂曰非智勇?”不以陈述句法正叙,而改用反问之笔,使文气跌宕,不致于平铺直叙。后人评此诗,说它句句有飞腾之势,说得未免抽象,其实所谓“飞腾之势”,就是第五句的“虽”字一折和第八句的“岂”字一宕所构成。
以上八句夹叙夹议,全都针对张良,李白本人还没有插身其中。九、十两句“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这才通过长存的圯桥古迹,把今人、古人结合起来了。诗人“怀古钦英风”,其着眼点还是在现实:“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这两句,句法有似五律中的流水对。上句切合圯桥,桥下流水,清澈碧绿,一如张良当时。岁月无常,回黄转绿,大有孔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下句应该说是不见张良了,可是偏偏越过张良,而说不见张良的恩师黄石公。诗人的用意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未尝没有如张良一般具有英风的人,只是没有像黄石公那样的人,加以识拔,传以太公兵法,造就“为王者师”的人才罢了。表面上是“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实际上,这里是以曲笔自抒抱负。《孟子·尽心下》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表面上孟子是喟叹世无孔子,实质上是隐隐地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负。李白在这里用笔正和孟子有异曲同工之处:“谁说‘萧条徐泗空’,继张良而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诗人在《扶风豪士歌》的结尾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可以看作是这首诗末两句的注脚。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