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念苏州去姬之词。以西园为载体，以燕嫩为喻，描述了词人在清明时节重过西园时的所见、所忆、所感。其中，上片写现实中含回忆，实中有虚；下片继写今朝，实笔写深情。全词用字遣辞清空晓畅，淡雅静穆而情致深沉。
上阙从现实入笔，叹惋昔日与苏姬相聚，现已离别之苦情。昔日清明佳节，两人相聚于苏州西园的绿树阴中。“清明”点明相聚的时令，“西园”相聚的地点，词人在苏州的故居。发端二句十一字，交待了相聚的人事、地点、时间，可谓言简意赅。“嫩阴绿树”以白描手法，写出西园的景物。“嫩”“绿”二字极平易，但勾画了环境的清幽恬静，极富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与苏姬相聚时的喜悦情怀。然而“不过”二字，转笔到现在，人已去，又值清明之时，虽然现在西园还是“嫩阴绿树”，“正是留春处”，但“春留”人不留，伤感悲戚无以名状。
下阙紧承上片，继续感慨爱姫已远去天涯，此时此刻即使“燕嫩重来”也已人去楼空，往事不复存在。“燕嫩重来”亦暗指词人今归时依然是春日，然而这春天，似乎再没有令人欣喜的“嫩阴绿树”，再没有“留春”的西园美景；此时此刻，只感到一缕缕寒意袭人，一团团飞絮愁煞人，此情此景让词人泪满征衫。结句以飞絮飘飘缭人心乱的艺术形象，突出了“断肠”之情。
全词情致缠绵、委婉，用语清新优美，浑然天成，在运意遣词上的虚实结合，景物描写上静景“嫩阴绿树”、动景“燕嫩重来”和“风帘絮”交织，满蕴情思。其中，“嫩阴绿树”化静为动，赋予绿树蓬勃生机，意象幽美恬静；“风帘絮”化动为静，在柳絮飘飞之后，便是一派静穆的意境。同时，此词风格清疏流快，这与全词未举僻典、未用险丽之词有关，也与章法的上片今中含昔、下片言今日的脉络井井有关，还与在转接提顿处用虚字勾勒呼应以显明其意有关，如“正是春留处”的“正是”一词。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诗以感叹身世写起，率直深沉。 “行止皆无地”，是极言其处境困厄的。在此失路艰虞的情况下，“招寻独有君”，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郑明府感激赞美之情意。言外之意就是说郑明府是当时唯一的能以恩德相结的知己，以声气相求的知音。诗人在赞美郑明府的同时也流露着心满意足的情绪，为全诗创制了友好愉悦的气氛。这联诗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将一个普通的延请，写得激荡人心，意味深长。
“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是诗人即席产生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也是诗人多年来郁郁不得志的一种表现。酒可以解忧，酒可以消愁，人在醉中好度岁月，这就表明诗人胸中有块垒之不平。“身外即浮云”，是说一身之外，荣名利禄都像过眼烟云，不值得去追求。这貌似旷达的言词的背后，未免不含有几分愤懑之情。
诗没有直接写“琴樽横宴席”等的热烈场面，但通过“露自宵钟彻，风清晓漏闻”的景物描写，已侧面表明他们是通宵达旦欢宴的。“露白”，可见有月华高照。在这月明风清之秋夜，朋友们饮酒赋诗，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夜里清晰的钟声催人，拂晓滴嗒的漏声促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夜过去了，朋友们终于要分手了。
在通宵达旦的欢宴之后，正置与朋友告别之际，诗人不同一般，没有一句留恋惜别的絮语，却说： “坐携余兴往，还似未离群”，表明友谊的深长，友谊的力量，使他这个“行止皆无地”的人将不会再感到孤单，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慰藉，实际上是又一次对郑明府的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