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半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
这首诗起句交代诗人昼眠的原因。在“百忙之际”，摆脱世务，“偷得浮生半日闲”，使朋友感到惊诧不已。虽然诗人没有进一步交代导致自己闲暇的原因，但他如果身居朝廷要职，是不会如此的。个中隐约透出了他仕途不得意的心情。
“春入四支浓似酒”写昼眠前的感觉。在暖融融的阳春季节，人会感到手脚软绵绵的，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用“入”字来形容春意沁人肺腑，十分妥贴。“风吹孤梦乱如云”，是回忆昼眠中的情景。“孤梦”，说明这一觉睡得香甜安稳，连梦都被春风吹乱，如天上飘浮的白云，理不出头绪。其实，从作者这种连梦境都不愿如实透露的写法中，可以见出他深埋在心底的某种苦衷的端倪。
颈联是叙事。“诸生”指集贤院的学生，他们趁着大好春光正在朗朗读书。而作者自有定力，在弦诵声中照样能集中心思，不废勤读。他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及第后，经吕公著推荐才得到这个小官职的，对这个不能尽其才的职位虽有所不满，但仍忠于职守，有时还可忙里偷闲。
最后两句写作者昼眠后的情景。打个呵欠，伸伸懒腰，掀帘下阶，徐步出门。这才发现天色已近傍晚，风儿正吹着落花，满院飘洒。昼眠后的诗人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这黄昏时节的景色，表面上悠闲自在。实则从诗人对“自纷纷”的落花描写中，可以体会到他无可奈何的情绪。花开花落，只能顺应节气，任其自然；人的升降荣辱，亦命中注定，不必强求，应泰然处之。这种对人生的态度不算是积极的，但作者也只能如此了。
这首诗虽是作者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但层次分明，言简意深，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是一个忙里偷闲、闹中求静有生活情趣之人，也反映出作者以为屈才的不满情绪。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