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别复几日”，没有几天便要离别了，那就痛快地一醉而别吧！两位大诗人在即将分手的日子里舍不得离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几乎都登临游览遍了，“登临遍池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白多么盼望这次分别后还能再次重会，同游痛饮：“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石门，山名，在山东曲阜东北，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峦，山有寺院，泉水潺潺，李杜经常在这幽雅隐逸的胜地游览。这两句诗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意思。“重有金樽开”这一“重”字，热烈地表达了李白希望重逢欢叙的迫切心情；又说明他们生活中有共同的乐趣，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感到亲切。
李杜同嗜酒，同爱游山玩水。他们是在秋高气爽、风景迷人的情景中分别的：“秋波时泗水，海色明徂徕。”这里形容词“明”用如动词，赋予静态的自然色彩以运动感。不说徂徕山色本身如何青绿，而说苍绿色彩主动有意地映照徂徕山，和王安石的诗句“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所采用的拟人化手法相似，这就把山色写活，显得生气勃勃而富有气势。“明”字是这句诗的“诗眼”，写得传神而生动。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背景中，两个知心朋友在难舍难分，依依惜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好友离别，仿佛转蓬随风飞舞，各自飘零远逝，令人难过。语言不易表达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就倾尽手中杯，以酒抒怀，来一个醉别吧！感情是多么豪迈而爽朗。结句干脆有力，李白对杜甫的深厚友情，不言而喻而又倾吐无遗。
这首送别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自然美与人情美——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景中寓情，情随景现，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这首诗以情动人，以美感人，充满诗情画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尽管专门吟咏少年的诗数量不及模山范水、状物言志之作，但这类诗大都写得富有诗味，颇具特色。李白的《少年行二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一首用五古的形式，迹近咏史，实是抒情，写一个少年的信念和追求。诗开头运用荆轲的典故，表现少年对荆轲事迹的向往和憧憬。对英雄人物的追慕，是青少年们所共有的心理特征。整首诗从易水饯饮落笔，但不脱不粘，若即若离，从对荆轲的身世感慨跳跃到对自己的身世感慨，把由荆轲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豪情壮志，注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凝结成一种激扬奋发的豪情与坚定的人生信念：“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接着写鲁句践。鲁句践是战国时代的人，和当时的荆轲在邯郸下棋赌博，最后却互相争吵起来。这里仍然以荆轲的故事抒情达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年的心理特征。
第二首用七绝的形式，描摹刻画，情态毕露。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任气逞能的豪侠少年形象。“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说明他的家世豪贵，生活豪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显示其豪放、倜傥、爽朗、率真，展示其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春风得意之际，这些五陵侠少驰骋着骏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出入于花海酒肆，无拘无束，在欢歌笑语中忘怀了一切，不知什么叫时光与金钱，不知什么是愁苦与忧思。这里没有明显的是非褒贬，也没有暗示出什么微言大义。这些青少年，是幸福的。从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盛唐的国威给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带来的狂欢与激情，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在其中倾注的人生理想。
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刻划的是豪爽倜傥的少年形象，因而，诗中写少年紧扣其个性特点下笔。敲打着乐器喝着酒，背着宝剑唱着歌，骑着白马踏着落花，风流豪爽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从中，读者不难窥见任气逞能的少年李白的影子。这是李白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种回忆，也只有李白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全诗语言豪迈俊爽，寓刚于柔，刚柔并济，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