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荆蛮”四句写诗人久客荆州的苦闷和日暮乘船泛江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起句自问，喷射出强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荆州的怨愤。为销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销愁愁更愁。江上日落余辉，并船逆流而上，引起诗人思乡怀归的无限忧愁。“愁”字虚笼全篇，诗篇始终处于这悲愁的氛围之中。
“山冈”以下八句写日暮时的自然景色，抒发诗人思归的凄苦之情。诗人摄下了落日西沉时大自然姿态的倏忽变化：山脊之上犹存夕阳余辉，山谷本来就很阴暗，天将晚则更显得阴暗幽深。起两句写了山色秀拔，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将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种凄清气氛。“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这两句取《楚辞·哀郢》“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时刻，狐狸归穴，鸟下窠巢。狐狸和飞鸟尚且思归自己的穴巢，何况于人。“流波激情响，猴猿临岸吟。”湍急的江流声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边凄厉嘶叫，气氛越发凄凉。“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风吹动着衣袖，阴凉的露水沾湿衣裳。诗句点明秋季。秋风萧瑟迅猛，白露阴寒湿衣，气氛更为阴冷。以上八句诗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凉的景色，来映衬自己内心思乡念归的悲凄。情动于中而发于景，景见真情而感人。对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感强烈，读来十分流畅。这样的例子古诗里固然少见，在建安诗里也是极少的。它已经突破了汉诗古朴浑厚的风格，下开两晋南朝风气了。
“独夜”以下六句，由写景转入集中抒情，写诗人夜不能眠忧思难忍的情状。“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之客难以返归，愁思不绝，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摄衣起抚琴”，暗示着一种烦忧的过程。接下两句，诗人以拟人手法赋物以人的情感，借以衬托、强化思归感伤之情。琴也通晓人的心情，为诗人的不幸而哀鸣。这“悲音”体现了诗人无处寄托又无从宣泄的哀愁。通过物之情表现人之情，这是传统诗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写手法。最后两句悲愤低沉，哀怨不绝。寄居他乡永无尽头，沉重忧伤难以承担。这悲愤的结句同扣篇首诗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饰愁思深重的离人形象，令人黯然神伤。
王粲久留荆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时此地，他忧多、愁多、愤懑多。这首诗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个人抱负无从施展的忧愤心情的流泻。诗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增添了抒写思归之情的浓郁效果。
杜甫的《佳人》既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又体现了诗人的主观寄托。诗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与高尚的情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既让人同情，又令人敬佩。诗人用“赋”的手法描写佳人悲苦的生活，同时用“比兴”的手法赞美了她高洁的品格。全诗耐人寻味，感人肺腑，能强烈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杜甫诗中的佳作。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被丈夫抛弃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开头两句点题，上句写其貌之美，下句写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以上四句是是第三人称的描状。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从此处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也没有什么用，他们死后连尸骨都得不到收殓。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呼应上文的“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佳人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的情绪。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夜合花朝开夜合，所以说“知时”。鸳鸯则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佳人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这首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在山，没有什么能影响其清澈。佳人的丈夫出山，随物流荡，于是就成了山下的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代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尾几句以写景作结，刻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刻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面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在古代，以弃妇为题材的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里的《卫风·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遇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起首二句以比兴发端。将自己比作离家千年的辽东鹤，一旦飞回故乡，事事处处都引起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触发起无限伤感的情怀，“辽鹤”用的是《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故乡多少伤心地”，《夷坚二志》作“故人多少伤心事。”
“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两句。暗用典故。刘向《列仙传》载：“陵阳子明钓得白鱼，腹中有书。“又，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有句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化用旧典，补叙别后多年了无音们。上句似先写对方不寄书，实足从巳方感觉而后得知。下句直说自己久盼情状。盼而“空”是结果”久盼的全过程，便从这个“空”字透露出来，从这个“空”，才回过头来察觉了本是由于对方的“寸书不寄”。词意平实，却蕴思细致，深有韵味。
过片又回到眼前，“凭仗寸根，说与凄凉意”。人事变迁，信音辽邈，重来旧处，不见伊人，欲诉无由。东晋王献之有《寸叶歌》三首，其二云：“寸叶复寸叶，寸叶连寸根。寸叶，献之爱妾名，其妹名寸根。姊妹连枝，凭她说与，作者用比曲说如此虽隔一层，也是有死胜无了。“凄凉意”，《夷坚三志》作“相思意”。“凄凉”也好，“相思”也好，都是指多年积蓄未了情。 “凄凉”二字似乎表达得更深一些。有此二字，亦足以道出满腔幽情了。
结尾“愁无际”三字，包含了别来至今，荡漾在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悲感。“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写黯然销魂之意，将情感推向极致。词人看到她的旧时衣物至今犹在，内心情感无法抑制，除了泫然泪下之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古乐府《东门行》曰：“出东门，不顾归。“”东门”在古典文学中是带有浓厚悲伤色彩和感伤意蕴的送别之所，被赋予“一去不返”的定性。词人在这里化用，足以体现他仿佛认命一般，对于那些离去的人和事不抱任何希冀与期待了。
这首词直抒胸臆，虽淡淡写来，亦有深情无限。全篇章法多变，摇曳生姿，起承转合，各具其妙。最妙处当是结句，触物生情，遥应篇首，既绾合全篇，又点透题旨，有语淡情深之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