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

　　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话，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体现出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

　　首联“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写蝤蛑之大。梭子蟹是蟹类中之大者，比河蟹大得多。为了说明蝤蛑之大，先说溪蟹之小：小溪小沟里的石蟹，是路人常常见到的，它形体很小，小得像一枚钱币。然而，蝤蛑煮熟了，端上桌，它屈曲着，犹如一只赤玉的盘子。“赤玉”喻其色，“盘”喻其大，因为是“轮囷”蟠屈着的，故以圆“盘”来比喻就显得十分贴切。又对照又比喻又描绘，把“喜见”的感情色彩突现了出来：哇，多大的蝤蛑呵，它团缩着，好像一只赤色的玉盘！

　　颔联“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写蝤蛑之美。打开蝤蛑的背壳，澄黄澄黄的，此时酒兴就来了；斫出大螯的肉，雪白雪白的，此时饭量就增加了。“半壳含黄”，即蟹黄占满背壳；“两螯斫雪”，即螯肉斫下如雪。这一联里的“雪”字，是从语言矿藏里提炼出来的绝妙字眼，从历来的咏蟹诗看，常常比喻为“玉”（杨万里：“酥片满螯凝作玉”；张未：“螯肥白玉香”），东坡则喻为“雪”，而且与“斫”字结合，更显一种动态的美，斫螯，酥片，如雪，构成了特殊的美不可言的意境，美到什么地步？似乎在催人喝酒、劝人加餐。

　　颈联“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坐寒”，是写蝤蛑之名。南蛮之地，沿海一带，海汇万类，品种繁多，然而，对于蝤蛑这一款，却早就知道了，是一种珍品，是一种佳肴，如今品尝，名不虚传，的确为一款美味。这一天吃蝤蛑，下着怪雨，刮着腥风，入坐的时候感到了一种寒意，在如此季节和气候里，对这一餐留下了尤其难忘的印象。主观感受是：以前闻名久，现在印象深。从又一个侧面夸赞了蝤蛑。

　　尾联“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写诗人之馋。诗人苏轼与丁公默，同科进士，友谊甚笃，又沾亲带故，交情更深，诗作往还本是平常之事。这次，苏轼寄诗丁公默，丁却送来了蝤蛑，于是，诙谐幽默的苏轼竞说成了由于自己的“馋”，是用“诗”换来了“蝤蛑”。苏轼走南闯北、奔东跑西，吃过不少方物，很多是他激赏的，比如江瑶柱、河豚鱼之类，却从未用过“馋”字，唯对蝤蛑，竟自称馋太守、以诗换蝤蛑，可见，苏轼对蝤蛑之大、之美，食蟹之乐、之趣，倍加青睐，给予一份特别的评价。

　　苏轼反复说过，“我生涉世本为口”、“自笑生平为当然，他不是一个糊口充饥的人，而是一个口感如尺、秤的美食家，于此，世问才有所谓东坡肉、东坡饼、东匀经过他品评的蝤蛑、河豚也有了在食界不可动摇的地家都说苏轼是个“开派”者，诗开了“苏黄（庭坚）”派，“苏辛（弃疾）”派，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是宋家之一，那么，从对食物品鉴的角度看，他又是个独占开派鉴赏家。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