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收薛词十九首，这是最后一首。在花间词人中，薛昭蕴词风雅近温（庭筠）、韦（庄），以婉丽软媚名世，这首词当然也不例外。 全词写金闺相思之苦，然作者只在结句点明题旨，余则全写美人睡前睡后的情态。这情态又被融入双燕呢喃、落花千片的春色之中，活似一幅美人春睡图。
作者这样写的原因，是选取美人春睡乍起一瞬间的所见所闻及其心理感受，容易将相思之苦写到十分，是背面傅粉。词的开头先点明时与地：春光明媚的深闺小院。然而它的主人却似乎辜负了这大好时光，在蒙头睡觉。睡前的情态作者没有直接去写，却写她睡醒之后发现绮罗衣裳折叠得乱七八糟的，以致于将刺绣上的金线也摺损了，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并由此可知她是和衣而睡的。这实际上写出了睡前的慵懒情态，比直接写还要形象生动。这么慵懒的原因作者也没有明说，却来了句“睡觉水精帘未卷”（“觉”这里是睡醒之意；“水精帘”即“水晶帘”），还是一幅慵懒样儿。大约女主人公还未及睁开惺忪之眼，檐前燕语就闯入了她的耳膜。这燕语还不是孤燕独吟，而是双燕呢喃，当然是甜腻腻的。孤燕令人怜，双燕令人恨，这正是深闺思妇的独特感情。所谓“最恨应是檐前燕，故向愁人作对语”，大约就是女主人公此时的心境。然而这些作者全都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了。白描手法之妙，也正于此等处可见。
“双语燕”完全将主人公的慵懒情态解释清楚了，而作者却还在继续写她的慵懒。她睡前连门也懒得去关，是虚掩的，而且一扇闭着，另一扇半开半闭，这说明是昼眠，而不是夜寝。“金铺”是金做的铺首，用以衔门环，常是龟蛇兽形，这里用来代指门。正是在这“昼眠初醒未惺忪”（杨万里诗句）的一瞬间，主人公还未下床，就通过半掩的门缝，看见了千片落花红满地。落红是值得同情的，然而相思难解的女主人公也是像落红一样值得同情的。销魂当此地，她不由得自言自语了：“早就为你害相思害得肝肠寸断了，怎么能忍心只教我在梦中与你频频相见呀！”“相思”——“肠断”——“梦见”，这就是女主人公长期经受的感情历程，而作者却把它分作两层写，先说“相思肠欲断”，再说“频梦见”，且加上了“忍交”（“交”即“教”）二字，是爱，是恨，也是怨。爱、恨、怨已经搅合在一起，分不清，理还乱，而她如此慵懒也就理所当然了。
《花间集》收薛词十九首，这是最后一首。在花间词人中，薛昭蕴词风雅近温（庭筠）、韦（庄），以婉丽软媚名世，这首词当然也不例外。 全词写金闺相思之苦，然作者只在结句点明题旨，余则全写美人睡前睡后的情态。这情态又被融入双燕呢喃、落花千片的春色之中，活似一幅美人春睡图。
作者这样写的原因，是选取美人春睡乍起一瞬间的所见所闻及其心理感受，容易将相思之苦写到十分，是背面傅粉。词的开头先点明时与地：春光明媚的深闺小院。然而它的主人却似乎辜负了这大好时光，在蒙头睡觉。睡前的情态作者没有直接去写，却写她睡醒之后发现绮罗衣裳折叠得乱七八糟的，以致于将刺绣上的金线也摺损了，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并由此可知她是和衣而睡的。这实际上写出了睡前的慵懒情态，比直接写还要形象生动。这么慵懒的原因作者也没有明说，却来了句“睡觉水精帘未卷”（“觉”这里是睡醒之意；“水精帘”即“水晶帘”），还是一幅慵懒样儿。大约女主人公还未及睁开惺忪之眼，檐前燕语就闯入了她的耳膜。这燕语还不是孤燕独吟，而是双燕呢喃，当然是甜腻腻的。孤燕令人怜，双燕令人恨，这正是深闺思妇的独特感情。所谓“最恨应是檐前燕，故向愁人作对语”，大约就是女主人公此时的心境。然而这些作者全都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了。白描手法之妙，也正于此等处可见。
“双语燕”完全将主人公的慵懒情态解释清楚了，而作者却还在继续写她的慵懒。她睡前连门也懒得去关，是虚掩的，而且一扇闭着，另一扇半开半闭，这说明是昼眠，而不是夜寝。“金铺”是金做的铺首，用以衔门环，常是龟蛇兽形，这里用来代指门。正是在这“昼眠初醒未惺忪”（杨万里诗句）的一瞬间，主人公还未下床，就通过半掩的门缝，看见了千片落花红满地。落红是值得同情的，然而相思难解的女主人公也是像落红一样值得同情的。销魂当此地，她不由得自言自语了：“早就为你害相思害得肝肠寸断了，怎么能忍心只教我在梦中与你频频相见呀！”“相思”——“肠断”——“梦见”，这就是女主人公长期经受的感情历程，而作者却把它分作两层写，先说“相思肠欲断”，再说“频梦见”，且加上了“忍交”（“交”即“教”）二字，是爱，是恨，也是怨。爱、恨、怨已经搅合在一起，分不清，理还乱，而她如此慵懒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一些感受。郑谷当时寓居长安，面临着新春的到来。漠漠秦云（长安旧属秦地），淡淡天色，正是西北春天的典型景象。望见这个景象，诗人自然会想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人间。但随即也会浮起这样的念头：跟着时光推移，自己的年岁不断增添，如今是愈来愈品尝到中年的滋味了。
中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哀乐感受最深切的时候。青春已逝，来日几何，瞻前顾后，百感交集。诗中不作过多的描述，只是抓住对花无语、借酒浇愁两个细节，就把那种思绪满怀的复杂心理状态烘托出来了，笔墨经济而又含蓄。
那么，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底下一联为我们略作提示。“故第”，即旧时的住宅。寻找故第，只见苔色满墙，斑驳难认，意味着追怀平生，遗踪恍然。“春田”，指家乡的农田。由连夜雨声，触发起春田的忆念，暗示要弃官归隐，安度余生。上句是回顾，下句是展望，正体现了人到中年时的典型思想活动。作者借故第、春田、苔色、雨声等事物反映出来，形象鲜明而又富于概括力。
然而，往事既不可追，来日也未必可期；现实的处境一时难以摆脱，衰迟的年华更无情地逐日而去。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之中，除了翻出旧诗稿来修改几遍，琢磨一下自己作诗的技巧，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排遣心头的烦恼呢？结末两句表面说的“自喜”，实际是在年事虚长、无所作为情况下的自我安慰。透过外在的平静气氛，分明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强自压抑下的无聊索寞心绪。
郑谷的诗以轻巧流利见称，反映生活面不广，从本篇也可以得到验证。此诗涉及中年的苦闷，虽不无时代政治的投影，而主要仍限于个人的感兴，社会意义不大。但文笔清新，思致宛转，尤善于用简炼明白的语言表达凝蓄深沉的情思，在其作品中亦属上乘。
《遣愁集》卷十三“集风流”篇载有词作者叶小鸾的这样一段轶事：“晨起，未及梳妆，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帐问安，因见其貌美甚，乃笑语之曰：“我见犹怜，未识画眉人道尔何如也？””这位才女母亲在这儿欣赏、赞美女儿，也是种“看花”一般的心性。可惜这样的一个才貌双全的绝色女子，虽已配婚，但那个张姓郎君尚未及为她“画眉”，她就匆匆地去了，就像“驿外断桥边”自开自灭的一株弱花。
沿着曲曲弯弯的阑干回廊，小鸾来到自家这小小的闲庭院，此来不是“闲”逛、并非漫游，却是因着这春寒的悄然降临，心中揣着一段“恐”惧：但不知庭院里的花姐姐草妹妹们，是否安然无恙？她急急地走着，慌慌地找着，猛抬头只觉眼前忽然一亮，却原来是邻家院墙上“一枝红杏出墙来”，但却消瘦得实在是可怜，颤巍巍地独立在旧已相识的东风之中，乃至小鸾一开始只看见一点红“影绕”着墙头，显得格外的孤独失援。想当初宋人叶绍翁写“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时候，这杏姑娘是何等富有生命力！那是一种过剩的生命力的欣然展露。而如今，东风依旧，可杏花姑娘却瘦弱不堪，出墙，也只是一种例行规程而已。
那么，去看看海棠花如何、梨花怎样了。哟！难怪人称“醉美人”，海棠姑娘睡得这般早啊！梨花呢，却早已褪下枝头，难觅踪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东坡先生当年可是这么道来着。要不，奴家也来学他一学，烧起高烛将美人照醒了再说？哦，不可呵不可！海棠美人让照得不得安寝，也惟有东坡先生才不算得罪。她们睡的睡了，褪的褪了，奴家特地冒着春夜寒厉的风，跑了来，却没有一个与我说话的，没有一个接受我问候的，只得欲语而止。看来也只能这样无功而返了，小鸾一边行走，一边抱怨：她们只知道争奇斗艳，争累了睡、斗罢了褪，就不知道还有人“为伊惜流年”，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时光的流逝。
少女心性，自然格外清纯，故而少女写作的文艺作品，也就显得十分的纯真可爱。那春寒的夜色中匆匆而去的娇小身影，那寂静的院落里踽踽而归的零乱脚步，那生闲气而找不到对象的娇憨神情，全由那清丽畅达的文字给记录了下来，读之真让人忍俊不禁。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