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