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