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华胥〕《列子》：“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其民无嗜欲，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 〔冷淘〕食物名，今凉粉之类。饦馎即汤饼，面疙瘩之类的食物。

　　这首词是曹贞吉描写故乡山东安邱风物的十二首词之五。词前有小序，说明作词的缘由之一是：读欧阳修《六一集》中的《十二月鼓子词》，嫌其过于富丽，故聊以“酸馅语”为之。所谓酸馅语，本指迂腐的话，这里则指为文人学士所鄙夷不屑的纯朴通俗的语言。作者的这种愿望和出色的实践是难轧可贵的。

　　上片写丰收麦季的景象。

　　首句写了所见：五月的田野，“黄云全覆地”。极言麦子颜色之鲜，生长之好，面积之广，颗粒之重。不说麦熟，而一幅浓抹重彩的小麦丰登图呈现眼前;不说喜庆，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打麦场上自更热火朝天，但词人没有正面触及，只写所闻：“咿轧声齐起。”即歌声与号子声一阵高过一阵，并且节奏短促、鲜明。这就表现了大伙儿欢天喜地、同心协力打麦的十足劲头。“野老”大概只做些拾麦、送水的轻活儿，故其歌声又自不同：欢乐、舒缓，而又不中律吕，难辨宫商，但它有自己的美，那就是足以传达农民心灵的美，足以和造物者发出的“天籁”相比的美，足以和丰收美景交相辉映的美。这也正是词人所欣赏、所陶醉的。

　　下片写农民的生活。

　　先写梦中乐。夜以继日地干，实在太劳累了，所以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不管是“屋角”，还是“槐阴”，他们倒头就睡。“耽”者，沉迷也。睡得如此之沉、香、美，已经成了使人沉迷的一种“享受”。睡，还是暂时摆脱贫穷困苦的妙方：“梦到华胥，蝴蝶翩翩飞。”在梦中，可以进入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可以化为自在逍遥的翩跹蛱蝶。

　　再写迎宾乐。“客至夕阳留薄醉”，不管打场如何，生活如何，宾客来了，主人仍是沽酒款待，一个“薄”字用得好，不讲丰盛，不讲客套，尽兴而饮，尽欢而散，好客的热情洋溢其间。

　　梦中乐也好，迎宾乐也好，都是暂时的，甚或虚妄的。“冷淘飥餺”才是农民长年累月的穷苦艰难生活的标志。词人以此句作结，是寄托了无限同情的。为什么在丰收之后，他们还如此穷苦?这又留给了读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具有社会意义。

　　不知有多少写“农家乐”的词，实际上是粉饰太平，以欣赏农民的苦为乐;也不知有多少写“农家苦”的词，实际上是饱人啼饥，以想象农民的苦为苦，这首词写农民有乐有苦，真乐真苦，乐中有苦，苦中有乐，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吃苦耐劳、纯厚朴实的性格。这在文人词中尚不多见。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此诗写一个妇女对远行的丈夫所产生的深切怀念之情，以及长期盼归又寄情无望而产生的忧愁。全诗八句，前四句描写环境，后四句抒发情感。诗中每两句提示一个完整的意象，四个意象正是起、承、转、合的安排，层次井然，一气呵成，风格明快，情感深挚。

　　前两句诗“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春天的庭院里，有一株佳美的树，在满树绿叶的衬托下，开出了茂密的花朵，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这是环境描写，写出了春意盎然的景象。但首句中的“庭中”就暗示了这里的景色不是大自然中的，而是深闺中的，是一首表现思妇的闺怨诗。

　　于是，思妇就出场了：“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思妇面对这繁花似锦的景象，忍不住攀着枝条，折下了最好看的一束花，要把它赠送给日夜思念的亲人。以花寄情，揭示了诗歌的主旨——对远行人的思念。

　　古诗中写女子的相思之情，常常从季节的转换来发端。因为古代女子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生活的圈子很狭小，不像许多男子那样，环境的变迁，旅途的艰辛，都可能引起感情的波澜；这些妇女被锁在闺门之内，周围的一切永远是那样沉闷而缺少变化，使人感到麻木。唯有气候的变化，季节的转换，是她们最敏感的，因为这标志着她们宝贵的青春正在不断地逝去，而怀念远方亲人的绵绵思绪，却仍然没有头。

　　诗的开头四句写得很朴素，其中展现的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种场面。但是把这种场面和思妇怀远的特定主题相结合，却形成了一种深沉含蕴的意境，引发读者许多联想：这位妇女在孤独中思念丈夫，已经有了很久的日子吧。也许，在整个寒冬，她每天都在等待春天的来临，因为那充满生机的春光，总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那时候，日夜思念的人儿或许就会回来，春日融融，他们将重新团聚在花树之下，执手相望，倾诉衷肠。可是，如今眼前已经枝叶扶疏，繁花满树了，而站在树下的她仍然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不禁教人感到无限惆怅。再说，如果她只是偶尔地见了这棵树，或许会顿然引起一番惊讶和感慨：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了！然而这树就生在她的庭院里，她是眼看着叶儿一片片地长，从鹅黄到翠绿，渐渐地铺满了树冠；她是眼见着花儿一朵朵地开，星星点点渐渐地就变成了绚烂的一片。她心中的烦恼也跟着一分一分地堆积起来，这种与日俱增的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此时此刻，她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折下一枝花来，想把它赠送给远方的亲人。因为这花凝聚着她的哀怨和希望，寄托着她深深的爱情。也许，她指待这花儿能够带走一部分相思的苦楚，使那思潮起伏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平静；也许，她希望这故园亲人手中的花枝，能够打动远方游子的心，催促他早日归来。总之，在这简短的四句诗中，蕴含着许多诗人没有写明的内容。

　　自第五句发生转折，进入第二个层次。“馨香盈怀袖”一句紧承上面“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两句，同时描绘出花的珍贵和人物的神情。这花是“奇树”的花，它的香气特别浓郁芬芳，不同于一般的杂花野卉，可见用它来表达纯洁的爱情，寄托深切的思念，是再合适不过的。至于人物的神情，诗人虽没有明写，但一个“盈”字，却暗示着：主人公手执花枝，站立了很久。本来，她“攀条折其荣”，是因为思绪久积，情不自禁；可待到折下花来，才猛然想到：天遥地远，这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送到亲人的手中。古时交通不便，通信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这是一枝容易凋零的鲜花。此时的她，只是痴痴地手执着花儿，久久地站在树下，听任香气充满怀袖而无可奈何。她似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对着花深深地沉入冥想之中。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两句简简单单的十个字，描绘了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并引发读者进一步想象：这位妇女正在想些什么呢？她是否在回忆往日的幸福？因为这奇树生在他们的庭院之中，往日夫妻双双或许曾在花树下，消磨过许许多多欢乐的时光。在那叶茂花盛的时候，她所爱的人儿，是不是曾经把那美丽的花朵插在她鬓发之间呢？而如今，她时时思念的丈夫正在哪儿？可曾遭遇到什么？她自己所感受的痛苦，远方的人儿也同样感受到了吗？不管她想到了什么，有一点她总是不能摆脱的，那就是对青春年华在寂寞孤苦之中流逝的无比惋惜。古代妇女的生活，本来就那么狭窄单调，唯有真诚的爱情，能够给她们带来一点人生的乐趣。当这点乐趣也不能保有的时候，生活是多么暗淡无光啊！花开花落，宝贵的青春是经不住几番风雨的。

　　再回顾这首诗对于庭中奇树的描写，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诗人始终暗用比兴的手法，以花来衬托人物，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花事的兴盛，显示了人物的孤独和痛苦；另一方面，还隐藏着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花事虽盛，可是风吹雨打，很快就会落，那正是主人公一生遭遇的象征。在《古诗十九首》的另一篇《冉冉孤生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用蕙兰花一到秋天便凋谢了，比喻女主人公的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这是中国古诗中常用的一种比喻。但是在《庭中有奇树》这一篇中，这一层意思却并不是明白说出，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诗的最后两句“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是主人公无可奈何而说出的自我宽慰的话，同时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人生苦短，女人也如手中的鲜花，经不起时间的等待，更经受不起风吹雨打。这样的情感意绪，也许就如温庭筠在《望江南》中写的：“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一个个希望，一个个失望，到头来也许“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也许“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红楼梦·葬花吟》）。

　　从前面六句来看，诗人对于花的珍奇美丽，本来是极力赞扬的。可是写到最后，突然又说“此物何足贵”，未免使人有点惊疑。其实，对花落下先抑的一笔，正是为了后扬“但感别经时”这一相思怀念的主题。无论说花的可贵还是不足稀奇，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但这一抑一扬，诗的感情增强了，最后结句也显得格外突出。

　　诗写到这里，算结束了。然而题外之意，仍然耐人寻味：主人公折花，原是为了解脱相思的痛苦，从中得到一点慰藉；而偏偏所思在天涯，花儿无法寄达，平白又添了一层苦恼；相思怀念更加无法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