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这篇赋先写苦笋苦而有味，多食无害，再写俗传苦笋不可食之荒谬而自己为苦笋辩护之论却不为人所接受，只好自享其美味，最后引用李白的诗句“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作结。全赋浅明如话而有深意在，借咏苦笋虽苦食之却能“开道”之事，阐发了忠言虽然逆耳却可以“活国”之理。
此赋可分作三个层次。
首先，赞美苦笋有益身心健康。苦笋物性是“小苦”、“温润缜密”，但“甘脆惬当”，故而“反成味”、“多啖而不疾人”，于身心有益。
接着，融注自身体验，寓苦笋以深刻含义：苦竹之笋，味道虽苦，食之却可以“开道”；忠谏之言，虽然逆耳，听之却可以“活国”；苦竹之笋，“钟江山之秀气”，忠谏之士，聚民族之精华；苦竹之笋，“深雨露而避风烟”，忠谏之士，存傲骨而鄙权贵。苦笋与忠臣，是那么的相似，但世人多不理解。素质佳美的苦笋，横遭诽谤，“食之动痼疾”，而徒有其表的桂斑，却受到青睐，以致有“梦永”的非分之想；相应的，敢于直言的忠臣，也是横遭诽谤，贬官流徙，而奸巧邪佞之徒，却青云直上。对此逆境，作者的态度是给予最大的蔑视，“未尝与之言”因为作者性格刚强，襟怀豁达，赵翼称他“不肯随俗为波靡”（《瓯北诗话》），故而取此姿态。
最后，博学多才的作者，顺手拈来李白的诗句“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收束赋文。酷爱饮酒的李白以自得醉中之趣为乐，戒饬自己不要向饮酒者讲说这种乐趣，浅层的意思是不把苦笋之趣对不理解者讲说，而不平之鸣，怜才之意，深蕴其中。
全赋虽与作者“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历”的主张相悖，但浅明如话而有深意在。
此诗叙述了周王祭毕上天及先公先王后，亲率官、农播种百谷，并通过训示田官来勉励农夫努力耕田，共同劳作的情景。
全诗八句，分为四、四两层。前四句是周王向臣民庄严宣告自己已招请祈告了上天先公先王，得到了他们的准许，以举行此藉田亲耕之礼；后四句则直接训示田官勉励农夫全面耕作。诗虽短而气魄宏大。从第三句起全用对偶，后四句句法尤奇，似乎不对而实为“错综扇面对”，若将其加以调整，便能分明看出：
骏发尔私，亦服尔耕；
终三十里，维十千耦。
则骏和终、亦和维字隔句成对；其它各字，相邻成对。此种对偶法，即使在后世诗歌最发达的唐宋时代，也是既颇少见，又难有如此诗所见之自然。
需要略加讨论的还有“骏”字。上文由“终”字比勘，“骏”当是名词。又以金文对照，“凡典籍中的‘骏’字，金文均作‘（左田右允）’”（于省吾）；“畯，……契文、金文均从田从允，允、夋之异在足之有无，实一字也”（李孝定）。可见诗中“骏”字，实指田唆即农官，为“畯”字之通假无疑。
总之，《周颂·噫嘻》一诗，既由其具体地反映周初的农业生产和典礼实况，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以其突出的“错综扇面对”的修辞结构技巧，而具有较重要的文学价值。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