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卖残牡丹”不能理解为“出卖残败的牡丹”，正确解读应为“卖剩下的牡丹”或“未卖出的牡丹”。此类句法在唐宋诗十分常见，例如乔知之的“床积读残书”，这里“读残书”不是指“阅读残破的书”，而是“读了一半是书”或“未读完的书”。再如许棐的诗联“仆温携剩酒，邻送卖残蔬”，邻居并非送来“残败的蔬菜”，而是“卖剩下的蔬菜”或“未卖出的蔬菜”。
此诗还是一首出色的咏物诗。此诗表面是咏牡丹花，实则是以牡丹自况，以物喻人，寄托着女诗人的身世之感，表现了诗人因清高不被赏识、因才高不被接纳的处境，道出了诗人衰微不幸的遭际和孤傲清洁的品格。全诗风格清婉，寄托深远。
此诗首句的“临风兴叹落花频”，“落花”并非指牡丹，而是晚春时纷纷飘落的普通花卉，用来点明季节。事实上，牡丹通常在其它花卉飘落的暮春时节开放。如李山甫《牡丹》一诗所云：“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因此，首句的落花在诗中为第二、三联中盛开的牡丹起了反衬的作用。
牡丹在中国一直被誉为花之皇后。在唐代，尤其是在九至十世纪间，长安和洛阳人格外喜爱牡丹。暮春时节，牡丹到处开放和售卖，诗人们则外出欣赏和撰写赞美牡丹的诗。在鱼玄机的诗中，那些未卖出的牡丹是最出色的：她们的价格是最高的，故无人买得起。虽然她们未被卖出，这些骄傲的花仍然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相信将来会被移植入皇家花园。她们最终将自己从失败者转为胜利者：缺乏眼光的王孙贵族将后悔未在还可得到她们时购买。
花是女性的古老象征。这些高尚的、美丽的牡丹可以看成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花的购买者象征那些不诚实的情人，而在唐诗中皇家宫苑总是与天上宫苑成为同义词。与这些美丽的牡丹相似，鱼玄机也是未被赏识和“出售”，也与这些骄傲的牡丹相似，她相信自己的价值：她是无价之宝，只配居住于最崇高的地方——帝王的宫苑或天上的仙境（即道教的神仙世界）。这种自尊自重的、性别化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女史上是十分突出的。明代批评家钟惺虽然仍然批评鱼玄机的自尊意识及对轻浮男子蔑视为不符合“正意”，但是他明显地表示了对她的遭遇的同情，及对她的感情和尊严的理解和赞赏。
整首诗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一个简单的“潜”字带有悄悄地，不知不觉的意思，把那些悲伤、痛苦的情绪都掩埋其中。
鱼玄机以牡丹自喻，无人问津是因为标价太高；而那些蜂蝶难以亲近，却是因为香气过于浓郁。一方面倾诉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自视很高，难觅知音人，有卓尔不群之志。
诗中“红英”“翠叶”等词道出了女诗人非比寻常的身世，表现其纯洁清丽、一尘不染的孤傲品格。此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悲慨，她将这无限的忿恨都寄托在了这牡丹倾泻出来。这样的诗句不禁让读者产生恻隐之心，为诗人的悲惨遭遇而伤心难过，同时也被诗人的不凡气度与品格所折服。
这首诗又是鱼玄机写得最多和最得心应手的七言律诗，中二联对牡丹形象的描绘对偶工致而含蕴丰富。传统诗论对此题材诗歌的要求是既生动描绘所咏之物的外在形相和内在精神，又将诗人或其他人的个性或情感投射于所咏之物。此诗完美地达成此两个目标。诗中不仅描绘了牡丹不同寻常的美丽外貌、香味和颜色，而且传达了她们的高尚品性、精神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字字皆可读为既指牡丹，又指诗人，花即人，人即花，人花合一，不可分离。
这是一首悼亡之作。词中借唐明皇与杨贵妃之典故，将其对亡妻绵绵无尽的怀念与深邃哀思流畅地表达出来了。
首句“凤髻抛残秋草生”言妻子逝世。“凤髻”指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型。唐宇文氏《妆台记》载：“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凤髻抛残”，是说爱妻已凄然逝去，掩埋入土，她的坟头，秋草已生，不甚萧瑟。“高梧湿月冷无声”句描绘了一幅无限凄凉的月景。妻子去后，作者神思茕茕，而梧桐依旧，寒月皎皎，湿润欲泪，四处阴冷，一片阒寂。临此寞寞落落之景，作者不禁想起七夕时的深盟。据陈鸿《长恨歌传》云：天宝十载，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骊山避暑，适逢七月七日之夕。玉环独与玄宗“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当时七夕记深盟”句即用玄宗杨妃之事来自比，言自己和妻子也曾像李杨一般发出“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的旦旦信誓。
下片尽言悼亡之情。“信得”两句亦用李杨典故以自指。据陈鸿《长恨歌传》，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复归长安，对杨贵妃思怀沉痛不已，遂命道士寻觅，后道士访得玉环，玉环则“指碧衣取金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指道士）。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说，来相信道士可以传递亡妻的信物，但后悔的是她的遗物都与她一同埋葬了，因此就不能如玄宗一般，“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此言一出，即谓两人之间已完全阴阳相隔，不能再幽情相传，一腔心曲，再也无法共叙。于是只能“人间空唱雨淋铃”。 “人间空唱雨淋铃”，作者用此语，意谓亡妻已逝，滚滚红尘，茫茫人间，如今唯有自己空自怅痛了。一句“人间空唱雨淋铃”，悲恻凄绝，哀伤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
全词婉丽凄清，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真挚深切令人读罢不禁黯然神伤。
乐府诗始于汉武帝。当时有太乐、乐府二署，分别掌管雅乐和俗乐。雅乐是郊庙之乐，主要用于祭祀；俗乐是乐府机关采集的各地的风谣，以及部份文人的创作，主要是用来供奉封建王朝的帝王和贵族们作歌舞娱乐之用。《莲浦谣》属于俗乐，但是如果同《乐府诗集》中他人的《采莲曲》相比，它有深意得多。
这首诗虽只八句，而且只限于粉沫莲女在摇船这一简单的情节上，然而由于诗人巧妙地融情入景，遂使这短短的八句诗，却写出了感时、伤己、怀人、惜志等多层意思，沉郁含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诗以采莲女在溪水上划着小船出现开始。开头的“鸣桡”二字就规定了这划起桨来轧轧作响的船，只能是渔户用的白木划子，而不是轻柔的画舫。摇船的人，通过下联“莲媚两相向”的“媚”字，可知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但通过“鸣桡”的这一典型事物，就约制了读者的想象，使读者认识到温庭筠在这里创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渔家姑娘。只是她不是来采莲的，只不过是划着船经过这莲浦而已。整个诗就是她的思绪，诗人是通过她的眼光捕捉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意识流”。
由于水面比城市、山林都为开阔，所以历来划船的人几乎总是双眼望着远方的。因此，岸边那一片荒芜的草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眼帘。如果“废绿平烟”不点出那曾是“吴苑”，那读者的想象就会失去规范，诗意也就会显得朦胧起来。待到“吴苑”一出，这就无异于告诉了读者她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她，也许只一闪念，然而读者的思绪却被她引导到一个古老的故事中去了。“吴苑”是曾一度称霸的吴王夫差的殿宇。吴王夫差在征服了越王勾践以后，就沉溺于勾践送来的美女西施的绝色之中，遂不问政事而逐渐腐化起来。而越王勾践这时却正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反而一举灭掉了吴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所以从她那感叹于“废绿平烟”的眼色中，顺着逻辑思维，读者就领悟得到她此时对于唐末皇室腐朽堕落的忧虑。
船在继续前进，从开阔的湖面进入了藕荷深处。清清的水里，映出了她那衬着荷花的脸。这使她想起清晨临镜的情景：她既为青春的艳丽而自喜，也更为岁月的流逝、青春易逝而悲伤。这其实是这一类乐府的传统写法。如梁昭明太子的《采莲曲》说：“桂楫兰桡浮碧水，江花玉面两相似。”朱超说：“看妆碍荷影，洗手畏菱滋。”梁元帝说：“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李白说：“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王昌龄甚至通首都写这一点：“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声始觉有人来。”但是温庭筠在这里手法上是继承的，在写法上却有所创新。她不是纯客观地去写芙蓉和脸面，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夹杂了人物心理的悲伤色彩。水中之莲，实为镜中之面，然而莲媚却是愁红。这就披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内心的流露，他又不是运用内心的独白，而是混合了诗人的直接叙述。把香艳的流传，抹上了时代伤感的颜色；是她那眼神的流露，却又分明是诗人的痛苦呻吟。是她是己，已到了浑然忘形的地步，从而改变了乐府诗的气质。这就是温庭筠高过以前名家的地方。
下一联，那跳跃的思绪，正是她愁的具体体现。“白马金鞭大堤上”，分明是意中人已去；“西江日夕多风浪”，是耽心他的安全。杜甫在《梦李白》里就是这样表现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日夕而多风浪，这正是写出了晚唐的政治。她能因废绿而伤时，则她所钟情的“白马金鞭”的他，也定非纨裤子弟。是以她才会担心，在这样的世道里，像他那样的人，人生的道路上是会多风浪的。这两句看似离题而实未尝离题，若即若离，正是笔法的有明有暗。从精神的深处写出了她的不凡。这就不仅似浮雕，而且活灵活现了。
船仍在港内进行。于是，她看到了荷叶上的露珠，像颗极大的珍珠，在上面滚动。不知她是同情，还是鄙弃，抑或是用来对衬自己。她对此不禁感慨地想道：“荷心有露似骊珠，不是真圆亦摇荡。”乐府诗在表现上惯用谐音的手法，这里的“圆”也就是姻缘的“缘”的谐音。妙语双关，是荷，是自己。这样的句子让人读了会永远记住。它是这样形象贴切，俊语如花，而又寓意深长。露珠儿滴入了“荷心”，荷的心里明知道它不过“似”骊珠而已，绝不是真正的好姻缘。但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像骊珠样的而又肯接近荷心的。这正如俗话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是以渴望真圆的荷心，也不由的要为之而心旌“摇荡”了。用“假”亦摇荡以衬起对于“真”之痴情渴望，十分形象地写出了一个追求有理的美丽的灵魂。这样用巨大的社会压力而扭曲了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竟写得这样的美而切，令人爱不忍释。荷心指她的心，但她心中的真“圆”是什么，貌似骊珠的露珠儿又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费人猜测。
通首诗除了第一句作为人物出场的交代外，这四层，可以说都是她的心理活动。即令读者不去追寻白马金鞭指谁，风浪又是什么，甚至也不必去追问作者的身世，然而仅此读来，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心地多么善良而又忧思重重，很值得同情的姑娘，不能不为她的思虑而动心。荒野的绿色，粉红的娇荷，水银般的露珠儿，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作者把它们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结合了起来，用它们这些可见的实物来写人物不可见的心理，于是这些就都有了特定的内容。而且正是它们，使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思想活跃的她，忧伤地摇着小船，永远地在读者的眼前摇动。而那船桨的轧轧声，竟是这枯燥剌耳，仿佛在为她而呻吟。
黄子云在他的《野鸿诗的》中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像温庭筠这样的古诗，说“题既无谓”是可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借题发挥，本无所谓。但要说“诗亦荒谬”，就未免不懂得使意境诗化，这正是诗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也正诗之所以于散文之外，可以卓然独立于文坛的地方。它的优点，恰恰是寓“义理”于“姿态”之中，而不是离姿态而说理。温庭筠这里正是通过这位采莲女一路心思而创造了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姑娘，写得非常委婉温柔，又是十分聪明和多情。她不仅姿态如画，神态也逼真，非常饱满而又富有感染力。读了以后，竟使人牵挂这位明知不是真圆的姑娘，感情摇荡以后的命运。正因为她是这样的逼真感人，不由得使读者要想到：这或许正是当年的温庭筠。温庭筠曾得到过令狐綯和宣宗给予他的美好的待遇，但终因不是“真圆”吧，他还是选择了“窜死”的道路。则读到这末联，不能不为他那样的而惋惜。许多人对于温庭筠的诗只习惯于从字面去求解释，于是说他是什么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甚至是猥亵的；这当然都是徒劳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家的本身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性格、气质、文化修养以及他的审美趣味。如果顺着这个规律去找，则就会发现这位姑娘此时的心理，其寄托着诗人的感情，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