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原诗题下注：“及第后出关作。”诗人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流落江南起，直到公元894年（昭宗乾宁元年）擢第，历十二年，战乱频仍，颠沛流离，所以这首诗劈头便感慨万端地说：“十年身事各如萍”。诗人用随风飘泊的水上浮萍，刻画了自己流离失所的“十年身事”。“各”字表明东吴生与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自不免同病相怜。

　　“白首相逢泪满缨”。按理，这时韦庄已登第，禄食有望，似不该与故人泪眼相对，但自己在外飘泊多年，已是五十九岁的人了。因此，遇故人便再也忍不住涕泗滂沱，泪满冠缨。

　　三、四句是挥泪叙旧的辛酸语。回想当年大家欢聚一起观花饮酒的情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诗人为痛苦折磨得衰老、麻木，似乎已不感觉到花儿是美丽的了，再也没有赏花的逸兴了。而酒与诗人却变得多情起来，因为乱世颠沛，年华蹉跎，只好借酒浇愁。细味诗意，字字酸楚。

　　五、六句是痛定思痛的激愤语。乱离社会，世态炎凉，“贫”与“贵”，“陋巷”与“豪家”，一边是啼饥号寒，一边是灯红酒绿，相距何其悬远。有才华的人偏被压在社会最下层，沾不到春风雨露；尸位素餐者偏是高踞豪门，吟风弄月。诗句是对上层统治者饱含泪水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十年身事”的不平鸣。

　　泪干了，愤闷倾吐了，诗人转而强作笑颜：“且对一尊开口笑，未衰应见泰阶平。”“且对”一作“独对”，据题意以“且对”为允。泰阶，星名。古人认为泰阶星现，预兆风调雨顺，民康国泰。这两句是说：趁未衰之年，暂拚一醉，而破涕为笑，这是聊以解嘲；期望今后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是自许和自慰。诗人就是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而开怀一笑。这一笑，既透露着老当益壮的激情，也透露着期望社稷郅治的心理。

　　全诗以“泪”始，以“笑”结，前后照应，关锁严密。“泪”是回顾，“笑”是前瞻。“泪满缨”说明诗人遭遇十年辛苦不寻常；“开口笑”说明诗人满怀信心向前看。一泪一笑，总括全诗，字挟风霜，声振金石。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