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
《望江南·多少恨》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词人以词调名本意回忆江南旧游,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以梦中的乐景抒写现实生活中的哀情,表达对故国繁华的追恋,抒发亡国之痛。全词语白意真,直叙深情,一气呵成,是一首情辞俱佳的小词。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开头两句是说,我有多少的恨,昨夜梦中的景象。
开头陡起,小词中罕见。所恨的当然不是“昨夜梦魂中”的情事,而是昨夜这场梦的本身。梦中的情事固然是他时时眷恋着的,但梦醒后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却使他倍感难堪,所以反而怨恨起昨夜的梦来了。两句似直且显,其中却萦纡沉郁,有回肠荡气之致。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三句是说,还像以前我还是故国君主时 ,常在上苑游玩,车子如流水穿过,马队像长龙一样川流不息。正是景色优美的春天,还吹着融融的春风。
后三句均写梦境。“还似”二字领起,直贯到底。往日繁华生活内容纷繁,而记忆中最清晰、印象最深刻的是“游上苑”。“上苑”,皇帝的园林。在无数次的上苑之游中,印象最深的热闹繁华景象则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后一句语本《后汉书·马皇后纪》:“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用在这里,极为贴切。它出色的渲染了上苑车马的喧阗和游人的兴会。紧接着,再加上一句充满赞叹情味的结尾“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上苑游乐当然不一定都在“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但春天游人最盛,当是事实。这五个字,点明了游赏的时间和观赏的对象,渲染出热闹繁华的气氛;还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象征着在他生活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春风得意的时刻。“花月”与“春风”之间用一“正”字勾连,景之秾丽,情之浓烈,一齐呈现。这一句将梦游之乐推向最高潮。
从表面看(特别是单看后三句),似乎这首词所写的就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实际上作者要表达的倒是另外一面——今日处境的无限凄凉。但作者却只在开头用了“多少恨”三字虚点,通篇不对当前的处境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这场繁华生活的梦境进行有力的反托。正因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景象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可再现,所以梦境越是繁华热闹,梦醒后的悲哀越是浓重;对旧日的繁华眷恋越深,今日处境的凄凉越不难想见。由于词人是在梦醒后回想繁华旧梦,所以梦境中的“花月正春风”的淋漓兴会反而更触动了他囚徒般岁月的悲慨。这是一种“正面不写写反面”的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