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通过排比大量的景物与典故，描绘并赞美了了越州山川人文之美，同时也表达自己对古圣先贤的敬仰之情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该词的开篇就从越州的山水落笔，先选取最典型的”秦峰”“耶溪”两个意象，以”苍翠”写其色泽之浓重，以“潇洒”写其种韵之飞动，两相对比，灵气十足。接下来”千辅万壑争流”'句则把视角推向更高远处，描绘了气魄极大的山水图景。“鸳瓦”二句依然是写宏大的远景，不过对象从自然景色转到了人文建筑。这两句选取的景物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为下文的怀古做好准备。“蓬莱燕阁”一句点明了作者所在的地点，也是刚才诸多景物的观察点。“三休”用了楚王待客章华台的典故，不仅写出蓬莱阁之高峻，而且衬托出它所具有的深远历史积淀。蓬莱阁同时也是越州历史的见证。因此“天际”以下虽仍写蓬莱阁上所见景色，然重心则转入怀古。”泛五湖烟月”以下四句都是融化西施的典故，抒发作者对苍茫历史的感慨。西施本为越州浣纱女，被越王发现送入吴宫，成为吴越斗争的棋子，最终导致吴国被越国所灭。西施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只有在传说中才与范蠡一起归隐，得到平静的幸福。当年吴越的龙争虎斗，到秦观之时都已如梦般遥远，只有那长满荒草的姑苏台，幽冷的苎萝山，依然让人记起这段历史，令人感怀、伤情。
下片脱离了眼前实景的捕写，进入对与越州有关的众多先贤的回忆。其重心则是抒发作者对岁月流逝的惋惜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句”何人览古凝眸”凭空发问，是下片全部感情的起点。作者站在蓬莱阁上“览古凝眸”，用一个”怅”字引出下面感慨的内容：“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是叹息年华老去、容颜衰败，一切所谓的富贵荣华，都像烟云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消散；唯有“梅市旧书，兰亭古墨”这些由品德高尚之士留下的遗迹，还”依稀风韵生秋”，依然被人们所记忆，所怀念。这两个对比虽然只是铺排典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感慨与内心取舍。词人站在蓬莱阁上极目远眺，怀古思今，明白了一切功名富贵、形体容貌都是外在的虚无，唯有高尚的品德、杰出的著作，才能被后人怀念。“狂客鉴湖头”一句又借用贺知章的典故表明了作者的心迹，既不羡慕当时的荣华富贵，也不羡慕“梅市”“兰亭”的身后虚名，而是希望能够像四明狂客贺知章那样，隐居在“百年台沼”中“终日夷犹”，“金龟换酒”与一知己“相与醉沧州”。
这虽是秦观临宴佐欢的作品，但却写得非常深沉。词中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使用了大量的越州典故，初看之下让人眼花缭乱，但细细品来却贴切工整，蕴涵幽深。
这首《引驾行》是柳永创长调慢词的一个范例。
全词共一百二十五字，以平叙为主，层次多变化，注重从不同角度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后世创作长调慢词者有很大的启发。
上片极尽铺叙之能事，先以一组排句对旅途中的客观物景，大肆进行铺写涂抹。这组排句均以一个三字句托上两个四字对句，着意加以渲染。“红尘紫陌，斜阳暮草”，描绘当时的长安道说的是场所。
“韶光明媚，轻烟淡薄”，描绘当时的天气氛围。接着，人物登场，“迢迢匹马西征”、“摇鞭时过长亭”，谓主人公正旅行，“离人”、“匹马”，“断魂”、“迢迢”，都带感情色彩，让人觉得主人公的这次旅行，并不那么愉快，再与此时此地的大好时光相对照，则更加烘托出这次旅行，是多么令人难堪，使人生愁。于是，抒情主人公很自然地兴起对于“凤城仙子”的思忆。“别来千里重行行”说的是漫长的旅行途中，有万千情事可以思忆，但令人难忘的还是即将踏上征途的那一时刻，俩人执手相看，那脸上水盈盈的双眼，永远印脑际。头一组排句与以下的思忆，布局巧妙，写的是现的景况，铺叙中穿插回忆，已将主人公旅途中的愁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片转换角度，述说对方的相思苦情，并且进一步设想将来相见的情景。“花朝回夕，最苦冷落银屏。”几句说的是主人公设想：离别之后，每逢花朝月夕，她必定分外感到冷落，夜夜无眠，说不定她已经算好了我回归的日程。对方的相思苦情，这是想象中的事，但写得十分逼真，虚实难辨。这时候，仿佛她就自己的眼前。接着，主人公转而想到：这千万般的思忆，不管是我想念她，还是她想念我，全都是空的，怎比得上及早返回，与她相见，那才是实的。“争”，同“怎”。那时候，“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抒情主人公将向她从头细细述说，离别之后，他是如何如何地思念着她。幻想中，作者既描绘了她的相思苦情，又写出彼此述说相思的情景，深切而生动。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抒情主人公旅途中忆起“凤城仙子”，实景实情实写；下片描写对方的相思，虚者实写。上下片合起来，说的就是“相思”二字。全词铺叙、言情，有时间的推移，也有场景的变换，所抒之情饱满生动。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