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这是西园怀人之作。西园在吴地，是梦窗和情人的寓所，二人亦在此分手，所以西园诚是悲欢交织之地。梦窗在此中常提到此地，可见此地实乃梦萦魂绕之地。

　　这也是一首伤春之作。词的上片情景交融，意境有独到之处。前二句是伤春，三、四两句写伤别，五、六两句则是伤春与伤别的交融，形象丰满，意蕴深邃。“听风听雨过清明”，起句貌似简单，不象梦窗绵丽的风格，但用意颇深。不仅点出时间，而且勾勒出内心细腻的情愫。

　　寒食、清明凄冷的禁烟时节，连续刮风下雨，意境凄凉。风雨不写“见”而写“听”，意思是白天对风雨中落花，不忍见，但不能不听到；晚上则为花无眠、以听风听雨为常。首句四个字就写出了词人在清明节前后，听风听雨，愁风愁雨的惜花伤春情绪，不由让读者生凄神憾魄之感。“愁草瘗花铭”一句紧承首句而来，意密而情浓。落花满地，将它打扫成堆，予以埋葬，这是一层意思；葬花后而仍不安心，心想应该为它拟就一个瘗花铭，瘐信有《瘗花铭》，此借用之，这是二层意思；草萌时为花伤心，为花堕泪，愁绪横生，故曰“愁草”，这是三层意思。词人为花而悲，为春而伤，情波千叠，都凝炼在此五字中了。“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是写分别时的情景。梦窗和情人在柳丝飘荡的路上分手，自此柳成为其词中常出现的意象。古代有送别时折柳相送的风俗，是希望柳丝能够系住将要远行的人，所以说“一丝柳，一寸柔情”，可谓语浅意深。

　　“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伤春又伤别，无以排遣，只得借酒浇愁，希望醉后梦中能与情人相见。无奈春梦却被莺啼声惊醒。这是化用唐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之意。上阙是愁风雨，惜年华，伤离别，意象集中精炼，而又感人至深，显出密中有疏的特色。

　　下阙写清明已过，风雨已止，天气放晴了。阔别已久的情人，怎么能忘怀！按正常逻辑，因深念情人，故不忍再去平时二人一同游赏之处了，以免触景生悲，睹物思人。但梦窗却用进一层的写法，那就是照样（依旧）去游赏林亭。于是看到“黄蜂频扑秋千索”，仿佛佳人仍在。“黄蜂”二句是窗梦词中的名句，妙在不从正面写，而是侧面烘托，佳人的美好形象凸现出来。怀人之情至深，故即不能来，还是痴心望着她来。“日日扫林亭”，就是虽毫无希望而仍望着她来。离别已久，秋千索上的香气未必能留，但仍写黄蜂的频扑，这不是在实写。陈洵说：“见秋千而思纤手，因蜂扑而念香凝，纯是痴望神理。”

　　结句“双鸳不到”（双鸳是一双乡绣有鸳鸯的鞋子），明写其不再惆怅。“幽阶一夜苔生”，语意夸张。不怨伊人不来，而只说“苔生”，可见当时伊人常来此处时，阶上是不会生出青苔来的，此时人去已久，所以青苔滋生，但不说经时而说“一夜，”由此可见二人双栖之时，欢爱异常，仿佛如在昨日。这样的夸张，在事实上并非如此，而在情理上却是真实的。

　　上片，写黄州端午节一派清新升平气象。“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描绘宜人的美景。一“银”，一“朱”，一“麹尘”，一“圆”，一“绿”，一“新荷”，组缀成五月百色争妍的风景图，颇有“晴沙金居色，春水麹尘波。红簇交枝杏，春含卷叶荷”（白居易《春江闲步赠张山人》）的神韵。“兰条荐浴，菖花酿酒”，笔锋一转，由写大自然进入到写民俗生活：绿兰枝浸水而浴，绿菖蒲酿酒而饮。整个生活，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气氛中，身心愉快。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将上述四句的意境概括为“天气尚清和”，世界上一切都是清新的、和好的、升平的。

　　下片，写苏轼与徐君猷一起欢度端午节日。“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开头三句，承上启下，将酬节“沉醉”，伴之以“歌”，将欢欣谐趣的两位官员描绘得十分传神。“好将”二字，起到贯连上片与下片的主脉作用。“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是苏轼承上升平景象而吐出的酒后真言：太守治州有方，无人犯罪，遗爱人世，百姓安居，可以称之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泰政治。这正是苏轼借题抒发爱民思想的用意。自然，这次端午酬节超过正常性的游宴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了。字里行间渗透苏轼与徐君猷志同道合的情谊与痛快淋漓之才思。

　　全词，名为写端午酬节风俗，欣赏五月自然风光，实是借题发挥，歌颂徐君猷的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表露苏轼自己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愿望。上片结尾处“天气尚清和”，收而未尽，为下片留出余地，正好是下片起句“好将沉醉酬佳节”的过片句，由咏景而转向写人，起了承递作用，景情融合。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