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这首词写女子的秋雨闺怨。
上片起首四句，描绘了秋雨连绵不断的典型环境，三句重叠，笔势劲急，透出怨情，这是室外之景；室内之景“暗灯凉簟”，这冷清与外界融合，更增人怨。“妖姬”二字，点出主人公之美和她无限悲怨的心理。
过片则用西风渐急，摇窗喧竹，断断续续的凄厉声，加强了悲凉的音调。
下片“腻脸悬双玉”顺理成章，直写粉脸垂泪的形象。最后，以随雁回来的旧约为念，而怨“雁归人不归”，且已“几回”了，写出怨由，收束全章，结尾语气舒缓而情更急切。
明代汤显祖评：“三句皆重叠字，大奇大奇。宋李易安《声声慢》，用十叠字起，而以点点滴滴四字结之，盖用此法，而青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