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诗人困居长安时期,它同《月夜》一样抒发了夫妻二人分隔两地的离情,同时也透露了天下乱离才会造成家人分离的社会现实。全诗通过神话故事和浪漫想象,运用巧点题、偷春格等艺术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在寒食之夜思念亲人的悲伤之情,诗中神话的运用既展现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独具特色,堪称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佳作。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这两句诗是交待作者当时仍然被困在沦陷的长安,而妻儿却都在鄜州,不知生死,所以此处说“无家”实际上是指没有家人在身边,也不知家人生死的意思。诗中首句“寒食”二字与题目中的“一百五日”相互照应。第二句“有泪如金波”。“有泪”同上文的“无家”相对,表现出亲人离散的悲哀。“金波”指的是月光撒入水中犹如金波。在这一句中,杜甫实际上是借“金波”来说自己的泪水。月光入水而金光闪烁,自己此时的眼泪也像金波一样涌动不止。这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无声控诉。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两句是诗人的想象,写的是自己思念妻子却不能与之相聚时所产生的奇特想象,表达了诗人渴望与妻儿团聚的期望。
“仳离却红蕊,想像颦青娥”句,清人仇兆鳌认为此处“青娥”应为“青蛾”。但联系前面所提到的“月波”“月中桂”,后面的 “牛女”“渡河”等词句可知作者处处在围绕“月”展开联想,叙写心怀,该句中的“青娥”也应是指与月有密切关系的嫦娥,暗指妻子,而不是“青蛾” 。再者,从句意来说,“想像颦青娥 ” 的意思是想念故人使得青娥蹙眉了,若做“青蛾”则无法与诗意相符。这句运用透过一层的写法,借自己想象妻子思念自己而忧伤不已的样子来表达夫妇分隔两地的愁苦之情。
最后“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两句是借用牛郎织女七夕相聚的神话故事来反衬自己与妻子不能相聚的悲苦。在这首诗中,杜甫借用神话故事和想象将自己在寒食之夜对月思人的悲伤情怀书写的淋漓尽致。诗的结尾感叹牛郎织女尚能相聚,从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亲人天各一方的苦难。
这首诗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切入点的选择十分精当,即“顺时应月”。标题为“一百五日夜对月”便独具匠心。唐人诗中往往称“寒食”而不称“一百五日”。此处杜甫题为“一百五日”意在突出自己离开家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寒食近清明,该是怀亲思祖之时,夜月可看人喜也可使人愁,于诗人而言,当时心处于伤感之期,离家之痛,流泪自悲乃为必然,因而诗首联是面临寒食自己却是有家如无家,令人难堪,潸然泪下,似月光之洒落挥下。既点了题,又引入了离愁思念,为下几句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艺术想象的运用奇特又浪漫。在这首诗中,作者用吴刚伐桂表明自己的思念,用青娥长恨想象妻子的愁颜,用牛郎织女相会反衬自己的悲苦。诗人的想象始终与“月”挂钩,既要有美好的想象,又要与自己思念的闺中人联系起来。第三联想象尤为奇特而浪漫,此联分两个层次,一曰景,即诗人想象的境界中,一片丹桂花尽情绽却,呈现了满园春色的美丽情景,为下一句作伏笔;二曰想象中的闺中人,即在花色弥漫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闺中人的思念遥远地乡亲人的愁容。诗中神话故事的运用,展现了诗人对闺中人一份更深的爱,增加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三是巧妙的开脱与宽慰。杜甫毕竟在社会中得到沉浮磨练的诗人,不能因为被拘伏而自虐于悲愁之中,应在心理上找寻一种解脱,不让怨闷自服而伤己。末联两句说,诗人抬头望月,又见到了牛郎织女二星,他们是隔天河相望,每年七月七日才能渡河相见,而仅是一次短暂重逢的机会,想来他们之间的悲伤离情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自己没有天河之隔,拘于长安也是短暂的羁束,相逢之日就在前面。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应该莞尔一笑感到一些宽慰。这就是诗人的巧妙开怀解脱。前人吴瞻泰说:“结用牛女,彼此双绾,用秋期倒应寒食,布局之整,线索之细,真所谓隐隐隆隆,蛛丝马迹也。”
此外,偷春格手法的运用同样为人所称道。律诗中一般是颔联成对而首联随意,首联成对而颔联不对者就被称做“偷春格”,杜甫的这首诗首联是对句,颔联本应是对句却并非对句。这样的谋篇打破常规,别具一格。
杜甫的这首《一百五日夜对月》正是通过神话故事,运用浪漫想象和多种艺术手法将自己在寒食节之夜思念亲人的感情表达出来的。它同《月夜》一样,是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好诗。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作者当时已经年老,“不效艾符趋习俗”既是力不从心,也包含看透热闹背后空虚的无奈与悲凉。当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正是元和中兴前后,民间的生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作者因为自身的年老体弱,又预见了晚唐时期宦官与藩镇冲突的必然,因此即使在端午,他也是懒散而痛苦,希望“蒲酒话升平”。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也正因为前文叙述的原因,他才发出了时光易逝,几人流芳的感慨。此诗相对悲观,但透过诗辞的背后,我们却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窥见当时晚唐的一景。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