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到晚年了，还要苟且偷生，被迫还家只觉了无欢趣。
孩子整日缠在我膝旁，寸步不离，害怕我回家没几天又要离开。
回想起前一年六七月间为了纳凉，故意绕着池边树漫步的情景，不禁忧从中来，百感交集。
一阵凉风吹来，更觉自己报国无门，百感交集，备受煎熬。
幸好秋收已毕，虽然新酒未曾酿出，却计日可待，似乎可感到它从糟床汩汩流出。
现在这些酒已足够喝的了，姑且用它来慰藉年老的自己吧。
注释
晚岁：即老年。
迫偷生：国难当头，却回家过日子，是苟且偷生；但这是唐肃宗下令让他回家的，本非自愿，可以说出于被迫。
少欢趣：正因为杜甫认为当此万方多难的时候却待在家里是一种可耻的偷生，所以感到“少欢趣”。少字有分寸，不是没有。
畏我：是说娇儿见我不高兴，有点怕我。
复：又。
却去：步步退却地离开，显出娇儿面对杜甫的害怕而不理解的神态。一说此句当在“畏”字读断，是上一下四的句法，“却”字作“即”字讲，却去，犹即去或便去，是说孩子们怕父亲回家不几天就又要走了，因为他们已发觉父亲的“少欢趣”。
忆昔：回想去年在此地安家时，正是暑夏六七月间。
追凉：寻找凉快的地方。
糟床：即酒醡。
注：流也，指酒。
斟酌：酒倒在酒杯里慢慢喝。
且：姑且。
用：用来。
迟暮：指老年。
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偷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向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向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大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大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之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大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偷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万山，在襄阳西北，汉水南岸，又名汉皋山。此地环境清幽，为襄阳名胜，又有神女解佩的传说，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浩然常游此地，诗集中就有三首于此得题。“万山潭”，指山旁江水深曲处。这是一首带有古诗意味的律作。诗人常游于万山，诗集中有三首于此得题。此诗诗风古雅质朴，空逸澹宕，清心闲适。
首联写诗人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垂钓本身，已乐在其中，何况静坐磐石之上。“坐”字一字，更显安闲。且潭水清澈，与闲适的心境相默契。诗中未提一个乐字，但乐字已融入闲淡之中。
颔联，所谓“鱼行潭树下”，似不合理，盖鱼是水中之物，不可能行之于树下。细细体味，就可理解潭侧之树高于潭中之鱼，且树影映入潭水之中，鱼儿翕翕游动，自由自在。故“鱼行潭树下”。在这里，诗人虽没有正面描写树的倒影，但却可以领悟出树的倒影的荡漾美，与游鱼的动态美相互参差，更显出美的多样性。且“鱼行”与“猿挂”，一低一高，遥相呼应，更拓展出空间的距离美。“潭树下”与“岛藤间”，一潭一岛，一树一藤，一下一上，也显示出对称美。颈联借当地典故抒发情怀。曹植《洛神赋》中说：“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意思是郑交甫曾游于万山，巧遇两个游山的神女，羡慕不已，向神女索取佩带上的饰物，游女解佩赠之，但霎时，游女及佩饰均不见。郑交甫怅惘良久。这个美丽的神话，为万山潭增添了迷人的风采，也触动着诗人的心弦，并自然地引出下句诗来。
尾联写心中向往，求之不得，于是月下放歌，乘舟而返。游女解佩的故事，给诗人以无穷的遐思。诗人不禁悠然神往。“沿”字，用得亦极其神妙，更增添了月儿的动态美，表明不仅仅是一点月色，而是沿途通明，明月满舟，银辉一路，歌声不绝。此情此景，令人向往。
全诗有动有静。首、颔二联，以静为主，寓动于静；颈、尾二联，以动为主，寓静于动。冲淡之风，显隐于动静之中。闻一多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正是此中境界的写照。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
关于孟浩然的人品，王士源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疏艺竹，以全高尚。”（《孟浩然集序》）王维在绢本上绘制的孟浩然肖像“颀而长，峭而瘦，风仪落落，凛然如生。”（《韵语阳秋》引张洎题识）可见，孟浩然的人品可用风清骨峻四个字来形容。它体现在孟氏诗中，就浇铸出孟浩然的诗品。
正如闻一多所说，《万山潭作》一诗，这是诗的孟浩然，又是孟浩然的诗。诗人的心境是非常悠闲、清静、旷达、淡泊的；诗人的形象是“风神散朗”、“风仪落落”的。这确是诗如其人、人即其诗了。孟浩然所创造的人入其诗、诗显其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冲淡。
孟浩然和王维，都推崇冲淡，却各有千秋。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浩然清而旷，王维清而秀。”可见，王、孟虽同样具有冲淡中“清”的特点，王维偏重秀字，孟浩然偏重一个旷字。王维的《青溪》，虽然写了素、闲、清、澹，但从“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的诗句中，却可看见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孟浩然的《万山潭作》，虽然也写了清、闲，但从神寄游女、归舟放歌的情境中，读者却可窥见他的旷达情怀。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