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
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
注释
罗浮山:在广东博罗、增城、龙门三县交界处,长达百余公里,峰峦四百多,风景秀丽,为岭南名山。
卢橘:橘的一种,因其色黑,故名(卢:黑色)。但在东坡诗中指枇杷。《冷斋夜话》 卷一载:“东坡诗:‘客来茶罢无所有,卢橘杨梅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 ’答曰:‘枇杷是也。’”
岭南:古代被称为南蛮之地,中原人士闻之生畏,不愿到广东来。此句有三个版本。本诗为“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全集》:“不妨长作岭南人。”、《锦绣中华历代诗词选》:“总教长作岭南人”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一至二句直抒客居他乡,至春不归,远离朋友的思念之情。叙述自己羁旅在外,本已多恨,现在又逢春天来到,自己仍是独处异地,无法回去与知己乡友欢聚,因而更是恨恨难平。一个“恨”字感情色彩浓重,表达了对去家为官的厌倦和思友之深切。“春”字点题,并引出下面的景物描写。
三至六句描写诗人所看到的翠枝绿水、鸟飞鱼戏的春景,这是一幅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壮丽画面。刻意描绘“春日”景象,是全诗的精彩所在。“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写春的静默,并映照出诗人的孤寂。“结”字用得很精妙,将视线由实引向虚,又由虚来反映实,虚实相连相衬,层次分明。“散”则用得很舒展,以层层涟漪来反映水之宁谧、轻微、柔和而又有节奏。诗人一定对大自然的沉思和无声的叹息有所共鸣。这二句造语自然,对仗工巧,很能体现诗人锻词炼句的功夫。“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诗人写鱼和鸟,多么亲昵、快活而又自在。“戏”和“游”互文见义,突出了鱼和鸟的欢快。“半藏云”,“半”字用得也很精妙。是指鸟儿飞得很高,在云中忽隐忽现。这二句的视点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同时也在把眼前的春的活泼引向一种虚幻的境界。这里呈现着的,是一幅青山绿水、鸟飞鱼跃,充满生机活力的春景图。本应令人心旷神怡,尽情游赏,而诗人想的是连鱼鸟也结伴同游,相互欢乐,何况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就触景生情,想到故乡朋友,如同他们一道流连于春景之中:或登山远眺,神州大地,万紫千红,尽收眼底,或临江垂钓,桃花鱼汛,鱼肥蹦跳,定能满载而归;或游园观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饮酒赋诗,必有佳作。只有这样与朋友一同欢乐,才是春日里真正的欢乐。由此,这四句景物描绘实际也完成了诗人心境的写照。
七至八句对朋友直述,现在是想念您的时候。既点明了景物描写的意义,又呼应了诗的开头。“何时不悯默”,实际是开头“旅心已多恨”的某种重复,只是换作了反诘语气。“多恨”是一种直叙心意的说法,“悯默”还见出某种神态的刻画。“是日最思君”,语气凝重,情深意长,令人慨叹。这两句说,我旅居在外,与故乡朋友分离,无时无刻不在默默不语地为此而忧愁,况今日面对大好春光,不能与之共赏,多么可惜,对您更加无比地想念。这是本诗的主题,也是诗人寄诗乡友的主要目的。
诗人恨为春至而添,思因景触而深,首尾合作一意。中间点染春日物色,翠枝、绿水,纯然景语;戏鱼、游鸟,寄思于物。语不在裕,却能写出景物撩思万般,使首尾珍重语自然有着落。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亦仿佛与这首诗末联有所通会。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重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