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注释
节：节操。
匹夫：普通人。
见辱：受到侮辱。
卒然：突然。卒，通“猝”。
所挟持过甚大：谓胸怀广阔，志意高远。挟持，指抱负。
子房：张良，字子房。因佐刘邦建立汉朝有功，封留侯。
受书：接受兵书。书，指《太公兵法》。
圯上：桥上。
老人：指黄石公。《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张良两次迟到，受到老父的责备。第三次张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书，说：“读此则为王过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语毕，老父即离去。次日张良“视其书”，才知道是《太公兵法》。
隐君子：隐居的高士。
观其：瞧他。其，指黄石公。
微：略微，隐约。
见：同“现”。
以为鬼物：因黄石公的事迹较为离奇，语或涉荒诞，故有人认为他是鬼神之类，王充《论衡·自然》：“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
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谓秦王残杀成性，以刀锯杀人，以鼎镬烹人。
夷灭：灭族。
贲、育：孟贲、夏育，古代著名勇士。
无所复施：无法施展本领。
其势未可乘：谓形势有利于秦，还没有可乘之机。
而逞于一击之间：《史记·留侯世家》载“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
其间不能容发：当中差不了一根毛发。比喻情势危急。
千金之子：富贵人家的子弟。
不死于盗贼：不会死在和贼的拼搏上。
不足以死：不值得因之而死。
伊尹太公之谋：谓安邦定国之谋。伊尹辅佐汤建立商朝。吕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开国大臣。
荆柯聂政之计：谓行刺之下策。荆柯刺秦王与燕政刺杀韩相侠累两事，俱见《史记·刺客列传》。
鲜腆：无礼，厚颇。
孺子可教也：谓张良可以教诲。
“楚庄王伐郑”六句：楚庄王攻克郑国后，郑伯肉袒牵羊以迎，表示屈服。楚庄王认为他能取信于民，便释放了他，并退兵，与郑议和。事见《左传》宜公十二年。肉祖，袒衣阵体。
“勾践之困于会稽”三句：《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越军曾击败吴军于此）也。遂入越。越王（勾践）以甲循五千，保于会稽（山），使大夫种因昊大宰萦以行成。······越及吴平。《国语·越语下》载勾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归臣妾于吴，谓投降吴国为其臣妾。
报人：向人报仇。
非有生平之素：犹言素昧平生（向来不熟悉）。
仆妾之役：指“取履”事。
油然：盛兴貌。此谓悦敬之心油然而生。
轻用其锋：轻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弊：疲困，衰败。
“当淮阴破齐”三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四年，韩信破齐，向刘邦请封“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韩信使过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赶紧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刘邦醒悟，便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他。韩信后降封为淮阴侯，故称为淮阴。
非子房其谁全之：不是张良，谁又能来保全他呢？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二句：《史记·留侯世家》：“太史公日：‘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不称，不相称。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圯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是一首咏史词。该词通过描写古庙青嶂，行宫妆楼等景色，流露出词人对自然永恒而人世无常的感慨。
《巫山一段云》，当和《巫山女》、《高唐云》一样，受宋玉《高唐赋》的启示而咏巫山神女的故事。《教坊记·曲名》已予著录，足见早在盛唐就已流行于世。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李珣《巫山一段云》词二首下，注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这首歌辞缘题发挥，保留了早期词的特色。
起拍“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古庙，指巫山下供奉神女的祠庙。陆游《入蜀记》卷六：“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祝史（道观主事）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坛上观十二峰，宛如屏障。”行宫，犹离宫，帝王出京临幸的宫室。这里指楚灵王所筑细腰宫遗址。《入蜀记》卷六：“早抵巫山县，……游楚故离宫，俗谓之细腰宫。有一池，亦当时宫中燕游之地，今堙没略尽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丽。”从舟中远望过去，仿佛神女祠偎依有如屏嶂的山峦，行宫以碧水为枕藉。古庙、行宫、山、水这些景点，一经词人用“依”、“枕”二字加以连缀，便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
接着，用“水声山色锁妆楼”句。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了“妆楼”。妆楼，指细腰宫里宫妃的寝殿，位于山水环抱之中。以少总多。这里着一“锁”字，给人以幽闭的印象，由此也就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生活在这个“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宫妃孤寂难耐的心境；复以“往事思悠悠”收束上片，逗人遐想。
下片写舟中所感。开言紧承“往事思悠悠”写到“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云雨”、“烟花”既以自然之景喻岁月无情，匆匆流逝。又暗示昔日云雨之梦，烟花之景与时俱逝。语意双关，愁思萦绕。词人联想，无论是神女还是宫妃，朝去暮来，春秋交替，总会引起孤寂难耐之感。结句“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词人抒写自己的感受：行客至此，不必猿啼已自多愁，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悠远凄迷，情思低回留连。
全词表现出岁月流逝，世事变幻和“行客自多愁”的个人身世之感，将吊古与伤今结合在一起，以沉郁真挚的感情、曲折蕴藉的笔调抒发出深沉的今昔兴亡之感，完全摆脱了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
“放船开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
这首诗描绘了冬季雪后初晴，在湖面上乘船漂行时看到的景象。诗的大意说：雪后初晴，乘船在湖面上漂行，远远望去，山上盖满了白雪。风停了，反而让人感到更加寒冷。到了晚间，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已凝结成一个寒冷的冰块儿。船舱外面传来撑船的竹篙碰碎湖面上的冰凌声，宛如敲碎了珠玉一样，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才知道，湖面上都已结冰了。
这首诗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湖山雪景图。画中有人物，有风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描写，把冬季严寒的意境刻画了出来，是描绘冬景诗中的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