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不选第一首，题中的“饮”字也无着落。苏轼的意思是说，多数人游湖都喜欢晴天，殊不知雨中湖山也自有其佳处。湖上有水仙王庙，庙中的神灵是整天守在湖边，看遍了西湖的风风雨雨、晴波丽日的，一定会同意自己的审美观点，因而作者要请水仙王共同举杯了。
这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晨迎客，晨曦渐渐地染红了群山。只可惜傍晚的时候下了一些雨，客人喝了酒，很快就醉去了。
只可惜醉酒的友人没能领会到下雨之时的西湖美景。如果要感受人间天堂的美丽风景，那么，你应该敬守护西湖的“水仙王”一杯。
注释
朝曦：早晨的阳光。
水仙王：宋代西湖旁有水仙王庙，祭祀钱塘龙君，故称钱塘龙君为水仙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
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