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显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即比喻友人,亦即“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承。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夸说离恨之深,而且使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惘,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轻舸渡江连夜到”,承上“珠帘”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词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便捷。“一时惊笑衰容”,紧承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词人当年已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时,词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依”。结穴二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乱离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深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惘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间的交谊。
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量移”后的心境。“量移”,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显现出宽赦之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谗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譬,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六十字的短短篇幅中,写了相忆、相聚、慰藉、话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身之不幸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愤。使人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谁怀念李白而想和李白举酒论文呢?是杜甫,他在成都的草堂遥指江东的李白。夸说当时扬州的繁华富丽。从早春又到晚春初夏,离恨之情层层叠叠,有千层之厚重。
小船连夜渡江来到扬州,大家同时吃惊而又笑我经过旅途辛苦的疲困容颜。说的话仍然带着江东口音。夜深喝酒的地方,仍是像作梦一样。
注释
草堂:杜甫在成都时的住所。
江东:杜甫在成都时李白正放浪江东,往来于金陵(今江苏南京)、采石(今属安徽)之间。
轻舸:小船。
“语音”句:言友人说话时吴地口音未改。吴侬,吴地口音。
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显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即比喻友人,亦即“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承。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夸说离恨之深,而且使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惘,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轻舸渡江连夜到”,承上“珠帘”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词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便捷。“一时惊笑衰容”,紧承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词人当年已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时,词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依”。结穴二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乱离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深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惘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间的交谊。
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量移”后的心境。“量移”,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显现出宽赦之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谗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譬,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六十字的短短篇幅中,写了相忆、相聚、慰藉、话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身之不幸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愤。使人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四月,苏轼从杭州任上被召回朝廷,赴京途中过扬州,友人设宴,于是作此词于席上。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