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上片以景情相生与渗入意念之笔，传达了苏轼与王闰之双双思念之心态。“寸恨云谁短，绵绵岂易裁？”点化运用了韩愈《感春五首》“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和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诗句，将双方隐隐的恨怅和连续不断、无法剪断的情丝吐于字里行间。“半年眉绿未曾开”，是说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入狱离开王闰之，十二月二十六日获释。第二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正好是半年时光。已经虚惊了一场的王闰之，这半年的愁眉怎么能展开。“明月好风闲年，是人猜”，写王闰之僻居一偶，只有明月、清风作伴，任何人也无法猜透她此时此刻思夫的心情。一个“猜”字，将王闰之思夫的心态传达得十分贴切。

　　下片以景融情与回味之笔，似梦非梦地追寻 “寸恨”与绵情欲剪断之心绪。“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残冻被春雨消融，冷灶被温风暖复。通过这一对偶句所写自然界的变化，寓隐着王闰之面临着的将是良辰美景。“尊前一曲为谁哉”透过一层，反衬出昔日夫妻对酒当歌而今定有回报的新情滋生。“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再进深一层，回到眼前，苏轼将用保存着的那尚未吟咏完的一曲欢歌迎接你的到来。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中旬，苏辙乘船送嫂嫂，五月底到达黄州，苏轼与王闰之团聚。“寸恨”、绵情终于裁缝，梦幻变成现实。正是“别来音信全乖，旧期前情堪猜。”（宋代欧阳修《清平乐·小庭春老》），颇有新奇巧妙、余音绕梁之艺术效果。

　　全词运用景与情、意念与感触、梦幻与现实交融手法，把苏轼与妻子王闰之的绵绵恩爱与忠贞不渝之情熔铸于字里行间。较之苏轼以前所写的怀念前妻王弗的《一斛珠·洛城春晚》毫不逊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高峰，北高峰”二句写山。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为海拔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海拔314米，比南高峰略高。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因为两峰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

　　“一片湖光烟霭中”句写湖。西湖光面约五平方多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象绿色的裙带，孤山象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

　　“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此句十分关键，着此句而以上三句的意思始有着落，着此句而上片的感情意绪始全托出。结拍如此，可谓善始善终。

　　过片转入回忆，交待愁思的缘故。“郎意浓，妾意浓”者，郎情妾意都一样的深厚浓郁也；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予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浓情密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当然，文学作品也允许虚构的，它可以虚构富于诗意的情景；故我们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相遇，是否郎骑骢马妾乘车，是否在九里松，都不必过分推敲。总之，下片词意，是女主人公回忆其与所爱的欢会。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实仍属佳作。但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首，林和靖的“吴山青，越山青”首，正是如此。这首词在这方面工力也不弱，详见上文论述。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仍佳作。

　　此词开头两句中的五柳坊、百花洲皆清江附近。起拍描写了词人隐居地仙境般的环境。先写居处所见：柳绿如烟，葱茏翠碧，景物朗润。此写地面之景。苍穹红云，绚丽而璀璨。此写天上之景。一幅夕阳山村之景的画面，展现眼前。这也是仅举一端，美景当不止此。地名中有柳有花，柳以绿濡，愈显其深邃；花以红染，益见其娇艳。词人匠心独运的描写，令人陶醉。

　　三、四句，“萧萧”其意为冷落，指头发花白。此时向子諲自叹年老，岁月蹉跎，世事不正常，固此白发萧萧。两衰翁：子諲其一也；另一位便是序中所说辞舂陵郡守致仕的仲舅李公休了。前三句写景叙事，舒缓有致。第四句“不与时人同梦”，词情转向激昂。

　　五、六句中的麟符、虎节，为君王调兵遣将之信物，受者有殊荣。而子諲言抛言掷，十分坚决。绍兴初年，子諲任鄂州知州，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寻任江州知州、改任江东转运使，进秘阁修撰，徽猷阁待制，徙两浙路都转运使，除户部侍郎，可谓品高位显。当宋金议和时，秦桧等投降派力主和，金使将入境，而子諲坚决不肯拜金诏违背秦桧意，乃被罢官，退隐清江，第五句当言此事。子諲忠节，不取悦于世，又不苟合于世，他这种凛然正气，直冲霄汉。第六句“徜徉江月林风”，和第一、二句暗合。一、二句写清江暮色，此写晚景。插叙往事后，词人接着写此时此境的心情。月朗风清，林中闲适徘徊。初读似写闲情逸致，实则词人的心潮并不平静。屈原《九章·涉江》云：“被明月兮宝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所言“明月”，珠名，实借“明”字之音，喻己行为光明磊落，借“月”高洁之义，喻己情操之高尚。向子諲林中信步，徘徊慨叹，和屈原诗句所言，可谓世同，情同，意同。

　　最后两句“世间万事转头空”，指宦海浮沉，犹过眼云烟。这句话表明词人视高官厚禄如草芥的心境。“个里如如不动”，“个里”其意为此中，即心中。“如如不动”，佛家语，指真如常住，圆融而不凝滞的境界。《金刚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此句之源。这句话用以表达词人结庐人境，不闻车喧，远污离秽，洁身自好的心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深蕴其中。词以对人生世事的感悟歇拍，既写出自己的心声，又写出了规劝世人的金玉良言。

　　全词似隐逸闲适之作，实为明志抒愤之词。全词反映了子諲居浊而守洁，远奸佞而守忠的美德。就其艺术性而言，写景，笔染春色，柳绿花红，月朗风清；叙事，笔挟风雷，激情慷慨。这种晴空布雷的手法，自出机杼，独标高格。另外，此词明开暗合，照应缜密，亦见词人匠心。第一、二句柳烟云红，当为暮霭之时，第六句月下林风，是晚间风景。时间之推移，如丝相贯，不见断隙。故是词实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好词。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