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陡峭的绿崖有千丈余高,落日照在江面上泛着金光。白鸥翔游是它的天性,既然风波无法预料又何必管它?
鱼肥美新鲜,正是吃鱼的好时节,前村好酒值得喝干了再斟。前事已随时间深埋,兴盛或是衰败又有何关系?
注释
西江月:词牌名,此体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
削翠:陡峭的绿崖。
一川:犹满川。
镕金:熔化金属。亦特指熔化黄金。
选甚:不论怎么。
别浦:河流入江海之处称浦,或称别浦。
脍:把鱼切成薄片。
沉沉:悠远。
则甚:做甚,做什么。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淳熙五年(1178),辛弃疾由临安赴湖北任转运副使,舟行江上,过采石矶时创作了这首词。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首联将南迁旅途写成一次美妙的游历。颔联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宛转有如窗棂。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这首诗有高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宛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首联诗人从实际生活、从大处远处落墨。清清的溪流,斗折蛇行,迅转如电,舟行疾速,岸上入云的诸峰很快在眼中消失了。而诗人爱山之情,梦寐不忘,在梦中仍时时看见那苍翠横空的山色,为之惊叹。二句想象飞越,感情浓烈。苏轼此次南迁,自陈留以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越长江泊金陵,背离中原,远至南荒,“兄弟俱窜,家属流离”,其心情是凄苦的。诗中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对中原山水的依恋之情。
颔联承接上文借山之意,一气旋转而下:“五岭莫愁千嶂外,丸华今在一壶中。”微露主旨,点醒题目。言“莫愁”,正见五岭千嶂之外之可愁;说“莫愁”,是由于“九华今在一壶中”,足以稍慰迁客寂寞之情。强作欢颜,聊以自慰,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抒情上乘。苏轼以六十高龄,万里投荒,其愁苦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直白地倾吐出来,他轻轻地提出“莫愁”二字,从反面着笔,而这小小拳石,竟成了诗人此际的唯一安慰,则其心中的空虚、孤苦,不言而喻。诗句表现出一个老年诗人面对着这小小盆景、一往情深的孤苦形象。“一壶中”的“壶”,不过是盛放山石的盆盂之类,但由于“壶中”二字在文学上的传统用法,却给人带来一种灵异之感。《神仙传》说:一个叫壶公的人,“常悬一壶空屋上”,每天“日入之后”,他就“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只有一个叫费长房的有道术的人能看见他,“知其非凡人也”。赵次公注解说:“壶公之壶也,中别有天地山川,故云耳。”有此二字,便把现实山石仙境化了,并为下文“天池水”、“玉女窗”作好准备,把读者带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
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层层见”言山石的层叠多姿,随着水落,一层层地显现出来。“处处通”,写山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的特点。“天池”只是泛指天上之池,不必坐实去找它在什么地方,旧注拘泥于出处,或说在青城,或说在庐山,或说在皖山,这是不必要的。“玉女窗”是文学上常用的典故,李商隐诗中“玉女窗虚五夜风”是其例,用“天池水”、“玉女窗”构成一个优美的、惝恍迷离的仙境情调,诗人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
尾联说的是诗人欲买之意。这个仇池石是苏轼心爱之物,他称之为“希代之宝”。为了它,曾和王晋卿一起写了好几首诗,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这里“太孤绝”三字,和前面第三句“千嶂外”一层映带生情,使全诗内在的抒情脉络贯串一气,萦拂有致,再一次抒写了诗人的孤愤之情。
此词作于《花间集》结集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作品描绘的是成都的的风光和生活。词中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描写的物象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
此词发端以淡淡的笔墨点明时令:“天初暖,日初长。”成都四季分明,冬尽春始,景象不同。这两句写春天来了,用两“初”字,而且都是就感受着笔的。天初暖,写气候特征;日初长,写昼夜特征。两句看似平易,却是咏早春的不可移易之语。大地经过沉睡的冬季之后苏醒了。无边的春色使词人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好春光”。紧接着以“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来补充“好”字的内容。万汇,包括各种竹木花树。它们新叶不同,颜色不同,花儿不同,在春风的吹拂下争奇斗艳,处处给人以竞相比美之感。词人先用一个“得意”,再用一个“竞”字,像以浓墨重彩在表现热闹的春意。
下片写园林春色,是特写,是近景。一场春雨,竹林中新笋从点点如钱的绿苔地里迸发出来,第二句“花偎雪坞浓香”与首句“笋迸苔钱嫩绿”对仗,景致互相映衬,香色纷陈,更为突出。繁花,花团锦簇,如绰约少女依偎着雪坞,浓香四溢。词人在迷人的春色中流连忘返,不觉到了黄昏。天空泛出彩霞,他举目望去,柳丝夕阳,构成了天然图画,词人忽发奇想问道:“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春柳嫩叶初萌,色如金线,故白居易《杨柳枝》说:“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均匀的柳丝,两两相对的柳叶,像天工剪裁而成。贺知章《咏柳》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二句人称神来之笔,欧阳炯化用其意以写早春园林夕照,创造了新的意境,余味无穷。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