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因为是送给僧人的诗，所以诗开头便云佛事：“枿坐云游出世尘。”这是写质上人的形象。诗人抓住他的特征，刻画了他的不同凡俗。

　　第二句进一步写质上人的形象。瓶钵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少的器具。可是质上人连应该随身携带的一瓶一钵都没有。这就更突出了质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无牵挂的大闲人了。

　　第三、四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质上人的精神境界去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话，这才写出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人们口上说的，都是心上想的，不说人间事，是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些事，因为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做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苏东坡语），在这位质上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彻底，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

　　他虽曾赞羡“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像质上人那样口不说一句人间事。所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既有对质上人的称赏和羡慕，也有诗人自己复杂心情的流露，字面上意义虽然浅近，而诗人的感慨颇深。

　　杜荀鹤的诗在语言上通俗浅近，明白流畅，所以他把严于格律的近体诗通俗化了。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诗句包括《赠质上人》在内都在长期流传中成了人们口头的熟语。

　　这首诗的含意非常通俗易懂，可以用“珍惜时光”这个词来概括。这原是一种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它使 读者感到愿望单纯而强烈，使 人感到无比的震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全诗每一句似乎都在反复强调“莫负好时光”，而每句又都有些微妙变化，重复而不啰唆，回环不快不慢，形成优美的轻盈旋律。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句式相同，都以“劝君”开始，“惜”字也出现了两次，这是二句重复的因素。但第一句说的是“劝君莫惜”，第二句说的是“劝君须惜”，“莫”与“须”的意思是相反的，这就是重复中的一些变化，但是主要意思是不变的。“金缕衣”是非常贵重的衣物，却“劝君莫惜”，说明世间还 有比它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劝君须惜”的“少年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诗句未直说，那本是不言自明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然而青春是非常宝贵的，一旦逝去是再也回不来的。一再“劝君”，用规劝的语气，情真意切，有很浓厚的歌味和娓娓道来的神韵。两句一个否定，一个肯定，否定前者是为了肯定后者，似分实合，虚实相生，形成了诗中第一次反复和咏叹，旋律和节奏轻盈舒缓。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则构成第二次反复和咏叹，单就诗意看，与一、二句差不多，还是“莫负好时光”那个意思。这样，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反复，又有上联与下联之间的较大的回旋反复。但两联表现手法就不一样，上联直抒胸臆，是赋法；下联却用了譬喻方式，是比义。于是重复中仍有变化。三、四没有一、二那样整饬的句式，但意义上彼此是对称得铢两悉称的。上句说“有花”应怎样，下句说“无花”会怎样；上句说“须”怎样，下句说“莫”怎样，也有肯定否定的对立。二句意义又紧紧关联：“有花堪折直须折”是从正面说“行乐须及春”意，“莫待无花空折枝”是从反面说“行乐须及春”意，似分实合，反复倾诉同一情愫，是“劝君”的继续，但语调节奏由徐缓变得峻急、热烈。“堪折——直须折”这句中节奏短促，力度极强，“直须”比前面的“须”更加强调。这是对青春与欢爱的放胆歌唱。这里的热情奔放，不但真率、大胆，而且形象、优美。“花”字两见，“折”字竟三见；“须——莫”云云与上联“莫——须”云云，又自然构成回文式的复叠美。这一系列天然工妙的字与字的反复、句与句的反复、联与联的反复，使诗句琅琅上口，语语可歌。除了形式美，其情绪由徐缓的回环到热烈的动荡，又构成此诗内在的韵律，诵读起来就更使人感到回肠荡气了。

　　此诗另一显著特色在于修辞上的别致新颖。一般情况下，旧诗中比兴手法往往合一，用在诗的发端； 而绝句往往先景语后情语。此诗一反惯例，它赋中有兴，先赋后比，先情语后景语，殊属别致。“劝君莫惜金缕衣”一句是赋 ，而以物起情，又有兴的作用。诗的下联是比喻，也是对上句“须惜少年时”诗意的继续生发。不用“人生几何 ”式直截的感慨，用花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

　　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形象思维。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种意思，此诗本来可以用但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却耐人寻味，富有艺术感染力。

　　这首小令，以清新的语言，明快的色调，热情描摹歌颂了江南的风光。

　　荷花之最秀异者叫“水花”，这里实指菱荷之类。头三句说，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山上的各种水果成熟了，菱荷也散发着清清的芳香，家家户户都有种藕养鱼的池塘。从“家家风景有池塘”的描写里，使人不仅看到了江南山光水色的秀美，也想到了这里人民的勤劳和富庶。在写法上，这几句是从大处着笔，范围逐渐缩小。后面几句，则又由一个船头的侧影着笔，将意境开拓开去，使人想象到一个更广阔的境界。“木兰舟上珠帘卷”，木兰，木兰花，木兰树质坚硬，是做舟楫的好原料。《述异记》说：“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这里说，在华丽的木兰舟上卷起了珠帘——未写人而想见其人。“歌声远”三字，使人仿佛看到了词人那聆听妙音的兴致，船近时既观且听，船行远了仍在倾耳；“椰子酒倾鹦鹉盏”（鹦鹉盏，盏就是杯，是用鹦鹉螺制成的一种酒杯名。鹦鹉螺，壳乳白色，有青绿斑，里面有光如真珠，螺层尖处屈曲如鹦鹉嘴状，制为酒器，古雅奇趣可玩。大者可容酒二升，小者似今之酒杯稍大。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共酌琼酥酒，同倾鹦鹉杯。”可知这是一种较为名贵的酒杯）则是且听远音且忆方才船头所见的情景：男的手持鹦鹉杯，美美的饮着江南特有的用椰子酿制的酒浆，女的在放开她那清脆婉转的歌喉，船行远了，他还在“歌声远”中仔细地听着，品味着所见情景，这不仅使人想见到了歌声的优美，而且看到了一幅天长水远的画面，看到了一幅词人陶醉江南风光的图画。

　　一首仅仅三十个字的小令，却描绘出了江南山光水色之秀美，肥田沃土之喜人，农民之勤劳富庶，富者之悠闲自得，词人之喜悦欢畅，清川之舟楫往还。这样大的容涵量，写得却不拥不挤，雍容自如，疏淡雅致，这是很难得的。张炎《词源》说：“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作者的本领，就在于能将“大词之料”写成一篇小词，读来使人感到精美而有韵致。张炎又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这首小令的收尾，就富有余音缭绕之佳趣。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