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饯行的酒席前就想先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时佳人无语滴泪,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清风与明月。
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按旧曲填新词,清歌一曲就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结。一定要将这洛阳城中的牡丹看尽,继而才能与春风轻松地告别。
注释
尊前:即樽前,饯行的酒席前。
春容:如春风妩媚的颜容。此指别离的佳人。
离歌:指饯别宴前唱的流行的送别曲。
翻新阕:按旧曲填新词。阕:乐曲终止。
洛城花:洛阳盛产牡丹,欧阳修有《洛阳牡丹记》。
始:始而,表示某一情况或动作开始(后面多接用“继而”、“终于”等副词)。
共:和,与。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这首词道离情,写作于公元1034年(景祐元年)春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离洛之际。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