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鹭鸶》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诗。这首诗将鹭鸶拟人化，借咏这一在喧闹环境中仍保持高洁的鸟，抒发作者虽遭贬谪但仍希望保持内心清高的高尚的思想感情。此诗刻意营造出一个江滩之上风吹浪打的喧闹环境，鲜明地勾画出鹭鸶独立不倚、气定神闲的形象，堪称宋代咏物诗的上乘之作。
诗句首联将水浪拍打石头的声音比喻为战鼓雷鸣，形象生动地突出了声音的响亮和水浪的巨大。“激”字体现出水浪拍打石头的激扬动态。颔联将翻滚的海浪比喻为银色的山，突出鹭鸶栖息环境的美丽，从侧面衬托出鹭鸶的高洁。这两联构成对仗，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描写鹭鸶所生存的环境。颈联仍是对环境的描写，体现出海浪和风雨的汹涌。在尾联中鹭鸶的形象终于出现：高标独立、姿态美好。“亭亭”这一叠词生动表现出鹭鸶伫立时的高雅轻盈的体态。
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引《庚溪诗话》说：“众禽中惟鹤标志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又引佚名《振鹭赋》赞扬鹭鸶的高洁不俗：“翛然其容，立以不倚，皓乎其羽，涅而不缁。”欧阳修的这首咏鹭鸶之作，便是将此鸟拟人化，来具体描写其高洁娴雅品格的。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一首羁旅诗，描绘的是早春时候诗人正赶去南方的路上，想起以往在洛阳做官时结识的朋友，看到美丽的早春景物，不由得借景抒情，写了这首诗。衬托出诗人游子的孤独以及对亲友的思念之情。
第一句，极目千里，所看到的树色、天色，都在古代楚国的范围之内。远行的人最怕望不到边的路，他所要走的路却正有千里之遥。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我这个在外旅行的人(行人)，是多么担忧这遥远的路程啊(何苦赊)! “赊”遥远的意思。在九百多年前，人们出门，最好的交通工具也只是船和马，多数人得靠徒步行走；要走千里路程，可不是一容易的事。知道这情况，这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穷千里”，就这样“何苦赊”了。
在古时候，离家远行是很容易产生孤寂的感觉的，第二联正是写这种感觉：走近散发出芳香的树时，正好看到北归的大雁；到了行人宿夜的旅店(候馆)，又听到山里的乌鸦乱叫(噪)的声音。雁是一种候鸟，冬天飞到南方，春天又飞回北方，到处漂泊。在外旅行的人，见到大雁，常常会触发自己孤独流浪的离愁。何况这雁在春天又是向北飞，而他却要往南行，这一对比，便更增加了他有家不能归的感慨了。一天走累了，本想在旅店好好歇一下，却又听到乌鸦烦人的叫声，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呢？
走了一段陆路，又改换成水路。第三联写在水路看到的景象：春意已进入到河边的青草，也就是说，青草已经抽芽，长出来了，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水上植物也已经开了花，就在木筏的边上。河边水上的这一派春天景色，倒是很美的，可是作者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欣赏这良辰美景；相反地，这美景反而更勾起他的离愁；不能同亲友共赏，再好的景致，也如同虚设呀，所以心情不能平静。他在想什么呢？
最后一联说，迎着春天的东风，喝上一杯闷酒，在这新年到来的时候，我只是想着家乡。逢年过节，一般都要同家人团聚，共贺新春。可是他在新春的时候，还要在外地长途跋涉，哪有心思去欣赏春天的美好景色呢？新年只能使他更加想念家乡了。
整首诗被首联的一个“苦”字奠定了基调，以下的景物描写，无不透露出作者的情感来。早春景物虽然优美，可离家远行的诗人没有心思去欣赏春天的美好景色，相反地，这美景反而更勾起他的离愁。作者在这里以乐景写哀情，把对亲友的思念以及自己漂泊孤独之情，都借助一杯酒释然自己内心的愁苦。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