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196-226?，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批身经乱离，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注入自己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篇什外，就是抒发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篇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曹操的《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如果说《龟虽寿》是一位"幽燕老将"的"壮士之歌"的话，那么《白马篇》则是一位英雄少年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时代的这种召唤，加上为国家统一而南征北战的曹操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的熏陶，培养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铸成了他心中的既有爱国之德又有爱国之才的英雄形象。金代作家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心声"。可以说，《白马篇》就是曹植的"心画心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全诗共28句，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层来理解。
开篇两句是第一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色的战马，饰着金黄的笼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首句不写人而人却在其中。这里用的是借代和烘托的手法，以马指代人，以马的雄骏烘托人的英武。白马，在古人眼里，除具有能战善战，堪负重任的品格外，还象征着坚定、忠诚、奉献、牺牲。"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以白马来指代他理想中的少年英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连翩西北驰"，显示了军情的紧急，创造出浓郁的战争气氛。
"借问谁家子"以下12句，是第二层。如上所述，诗一开头即写军情紧急，可是接下来却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问答宕开，缓笔插入对这位白马英雄的描述，造成诗篇节奏上的一张一弛。幽并，指幽州和并州，是燕、赵故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中写这位白马英雄是"幽并游侠儿"，以见其根基不浅。古人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这位"少小去乡邑"的白马英雄却能久经征战而扬名边塞。何以如此？接着诗人便以饱蘸热忱的笔触描述英雄的精绝武艺：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宿昔秉良弓"，是说他早早晚晚弓箭不离手；"楛矢何参差"，是形容他射出去的箭络绎不绝，纷纷疾驰。这两句是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苦练骑射技术的情景，说明他精深的武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下边接着即写他过硬的骑射技术：左右开弓，仰射俯射，或动或静，箭无虚发。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诗人以高度凝练的笔墨、铺陈描写的手法，生动形象而又集中概括地交待了这位英雄的不凡的来历和出众的本领。这就不仅回答了这位白马英雄是何等人物，他何以能"扬声沙漠垂"，而且为下边写他英雄事迹作了坚实的铺垫。"边城多紧急"以下6句，是第三层。从结构上讲，这里是紧承开头"连翩西北驰"的，这既是"西北驰"的原因，也是"西北驰"的继续。从内容上讲，这是把人物放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来塑造。"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边塞城邑多次报警告急，敌军骑兵频繁犯边。插着羽毛的紧急文告从北方传来，白马英雄立即催马登上防御工事。只用了4句20字，便写出了英雄急国家所急的侠肝义胆。在边塞紧急的关头，国家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前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是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蹈"、"凌"二字有力地表现了他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从结构上讲，这两句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句，既是前段描写的自然归结，又是诱发下文议论的引言。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最后一层。意思是说，投身于刀锋剑刃的战场，岂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顾得上父母妻儿之情？既然编入壮士的名册，参加到军队的行列，心中就不能有什么私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既是诗篇中主人翁的独白，又是诗人对英雄崇高精神世界的揭示和礼赞。就一般叙事诗来说，把诗中主人翁的本末事迹表达清楚也就够了，用不着再加议论。就本诗而言，这段议论是必不可少的。诵读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层层的铺陈描述中，诗人心中的激情步步上升，到最后已是汹涌澎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诗人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我们读来不只没有空泛之感，反觉句句真切，震撼心灵。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这说明他是很看重民歌的。《白马篇》就不离"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的质朴，而又文彩斐然，从而形成了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清人方东树评论曹植的这篇诗说："此诗奇警"，又说此篇"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所论极是。此诗不仅节奏张弛有致，篇章波澜起伏，令人奇警，语言也具有奇警的特色。例如，"木苦矢何参差"的"参差"，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词，本意是长短不齐。可是用在这里就平中见奇，普字生辉了，用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是再形象不过了，怕是难以找到比它更贴切的了。所谓"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是指篇末所颂扬的英雄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与屈原《国殇》篇末所歌颂的卫国英雄的"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爱国英雄的慷慨礼赞。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诗歌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苗叶，以声音为花朵，以思想为果实。曹植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满腔激情，又能从前人优秀的作品和民歌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因此才创造出"白马英雄"这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是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是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
浪漫色彩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段落层次
《洛神赋》全篇大致可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看到“丽人”宓妃伫立山崖，这段类话本的“入话”。第二段，写“宓妃”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我”非常爱慕洛神，她实在太好了，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已向她表达了真情，赠以信物，有了约会，却担心受欺骗，极言爱慕之深。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的情状。第五段“恨人神之道殊”以下二句，是此赋的寄意之所在。第六段，写别后“我”对洛神的思念。
突出特点
特点一，想象丰富。想象到：他从京城洛阳启程，东归封地鄄城。途中，在洛川之边，停车饮马，在阳林漫步之时，看到了洛神宓妃，她的体态摇曳飘忽像惊飞的大雁，婉曲轻柔像是水中的游龙，鲜美、华丽较秋菊、茂松有过之，姣如朝霞，纯洁如芙蓉，风华绝代。随后他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托水波以传意，寄玉佩以定情。然她的神圣高洁使他不敢造次。洛神终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与之相见，倾之以情。但终因人神殊途，结合无望，与之惜别。想象绚烂，浪漫凄婉之情淡而不化，令人感叹，愁帐丝丝。但这想象并不离奇，是有感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两篇赋而作。
特点二，词藻华丽而不浮躁，清新之气四逸，令人神爽。讲究排偶，对仗，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取材构思汉赋中无出其右。
特点三，传神的描写刻画，兼之与比喻、烘托共用，错综变化巧妙得宜，给人一种浩而不烦、美而不惊之感，使人感到就如在看一幅绝妙丹青，个中人物有血有肉，而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虚无之感。在对洛神的体型、五官、姿态等描写时，给人传递出洛神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同时，又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高洁。在对洛神与之会面时的神态的描写刻画，使人感到斯人浮现于眼前，风姿绰约。而对于洛神与其分手时的描写“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来鸣鼓,女娲清歌。”爱情之真挚、纯洁。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以致离别后，人去心留，情思不断，洛神的倩影和相遇相知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浪漫而苦涩，心神为之不宁徘徊于洛水之间不忍离去。
苦闷之情
产生苦闷之情的原因有三：
1.人神有别，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2.“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
3.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
艺术价值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